1992-08-18 | 서울경제

[名著十分钟]阐明“近代性”的本质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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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试图阐明当今人类所处社会的现代性是什么、又将走向何处。最近出版的《后现代性》(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正是集中体现其这一视角的著作。近来,作为解释现代性之后的概念,“后”这一前缀开始流行,与此同时关于现代性是什么的讨论也随之展开。被译为后现代性的概念源于现代性的解体,认为既有的一切知识体系都不再可信。吉登斯对此主张,当今社会的危机并非后现代现象,反而是现代性导致急剧的不连续地带形成所致,因此明确现代性的本质才是更重要的课题。他进而以“激进化的现代性”这一概念取代后现代性的理念,关注现代性的辩证发展过程。 他将构成现代性的动力归为三点,首先指出“时间与空间”的分离。例如,钟表发明之后,我们无论身处何地都能共享一定的时间并约定时间。第二是“脱离场所归属”的现象。这意味着人类的生活不再像前现代那样只在有限的地域内进行,而是在地球村这一巨大空间中直接或间接地活动。例如,各地生产的产品随时可以获得,其他地区的消息也随时可以接触到。第三是“知识的省察性”。据吉登斯所言,现代社会是通过被省察的知识彻底建构起来的世界。使省察成为可能的是文字。得益于文字,人类能够记录和交换知识,大大提高了省察的可能性。 现代性的这三种动力,使时间与空间分离、超越空间局限,并通过省察引发富有意义的新变化。因此,现代性使社会更加抽象化,使个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且匿名。据吉登斯所言,朋友的反义词已不再是“敌人”,而是“陌生人”,即不认识的人。 以现代性为核心的当今社会通过“信任”这一重要环节形成关系。例如,我们并非只与一定地域内的人交往,实际上彼此并不了解。更有甚者,我们把性命托付给完全不认识、从未面对面接触过的匿名技术人员制造的汽车,驾驶或乘坐它。 信任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抽象化、复杂化,并扩大其范围。象征性符号以货币形式被更多使用,技术的发展使专家体系高度化,随意分离并编织时间与空间,使现代社会日益地球村化。吉登斯认为,国家这一边界只在地理上具有意义,在社会、经济、文化交流的作用下,其边界实际上正在消解。 那么,这样的现代性是如何被制度化的,又走向何处?他为现代性的制度化设定了四个轴。首先是指由竞争性劳动与商品市场构成的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其次是以加工自然、构建人为环境的技术力(生产力)为中心的工业主义。再有与战争产业化相关的暴力手段即军事力量,以及对信息的控制和管理社会的监视体系,这些构成现代性的制度维度。而据他所言,这四个轴依人类的选择而敞开两种可能。一是人类灭亡、成为昆虫与杂草共和国的剧本;另一是实现多层次人为参与与去军事化的乌托邦。 他所展望的人类未来中,现代性内在的安全与危险这一两面属性都可能显现。只是通过省察性所能描绘的乌托邦现实主义模型因能给我们以前景而显得宝贵。前景无法保证人类,但作为使人类努力与合作成为可能的象征,它是宝贵的。他把人类当前的状况比作供奉印度教神像的大型车“克里希纳之车”。这辆车是拥有巨大力量的失控车辆,作为人类集合体的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驾驶它,但也有脱离我们控制而狂奔的危险,甚至可能粉身碎骨。更何况它并不只沿稳定的路线行驶,也可能转向意想不到的方向。只是我们的努力可以把现代性的危险降到最低。我们已是同舟共济的命运共同体,为了能够齐心协力沿既定航路前行,也不应懈于创造乌托邦现实主义这一前景。 他关于现代性概念与现代社会走向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以西方脉络为基础。西方与Tongyang,以及各个国家和地区,并非在同一时期在空间上达到相同的发展水平。但在他所把握的现代性属性愈发强烈地发挥并现实化的当下,他的分析与洞察力为理解高度现代性与传统性混杂并存的我们的社会提供了重要参照。 ◇韩文译本:民营社刊 书评:李起豪(延世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政治学)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毕业于英国赫尔大学,后在伦敦经济学院研究生院学习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 ▲代表著作:《后现代性》《批判社会学》《政治社会理论研究》《马克斯·韦伯的政治社会学》《民族国家与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