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08-11 | 서울경제

[名著十分钟] N·哈拉兹著《德雷福斯事件与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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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斯·哈拉兹 ▲1895年生于匈牙利 ▲就读于捷克斯洛伐克普雷斯堡大学、法国索邦大学 ▲曾任匈牙利、加拿大、美国等地报纸特派员 ▲代表著作:《德雷福斯事件与知识分子》(1957) 前不久我国韩国大法院对所谓“遗书代笔事件”作出终审判决,此后频频被人们提起的,正是近百年前发生在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将发生于完全不同地点与时间的两起事件加以比较,却难以简单斥为牵强附会,或许是因为二者奇妙地有相似之处吧。在德雷福斯事件的意义重新沉重地压来的此刻,有一本书能为好奇其中详细内情的人细致揭示全貌。那就是匈牙利出身的新闻人尼古拉斯·哈拉兹所著《德雷福斯事件与知识分子》(1957年刊)。众所周知,事件的起因如下。1894年9月,法国陆军参谋本部从驻法德国大使馆窃得一封信,内容是一名身份不明的法军军官意欲出卖给德方的军事情报清单。究竟谁是叛国者,令法军上下大乱,恰好一名叫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的军官被牵连其中。他是当时受排斥的犹太人出身这一点,加上笔迹相似这一鉴定专家们的“科学”证据,把他推上了不容置疑的罪犯位置。在迅速的军事审判中,德雷福斯被判终身监禁,次年被关押到人称“魔鬼岛”的地方。然而到此仅是事件的序幕。判决后过了15个月,军参谋本部的皮卡尔中校在翻查档案时得到了重新审视德雷福斯事件的机会。结果他认定审判是在德雷福斯有罪的成见下以不充分的证据进行的,并不公正,于是向上级建议对真正的罪犯重新侦查。皮卡尔的诚挚建议以有损国家安全与军队威信为由被置之不理。自此,一场揭示真相的斗争惨烈地持续了近十年。这是一场大决战:一方是认为无论以何种理由都不能有践踏人权之举、法律的执行必须公正,从而要求重审德雷福斯事件的有良知者;另一方则是军部、反犹主义者与贵族出身者,他们抬出德军威胁、犹太组织颠覆国家的阴谋等,恐吓说重审要求威胁国家安危。此时问题已超越德雷福斯有罪或无罪的层面,扩大为是屈从于权力的横暴还是与之对抗、是揭示真相还是保持沉默。真正把军事情报卖给德方、把钱挥霍在享乐上的埃斯特拉齐少校在军参谋本部充当操纵舆论的角色而大摇大摆,而毅然挺身揭示真相的人反而被拘押、甚至受到生命威胁——若说这一现实不知怎地并不陌生,是否属于过度类推呢。 对登上事件舞台的人物与情境的细密描写,以及在当时法国社会政治氛围中广泛叙述事件意义的作者哈拉兹的笔力,既是生动的现场报告,又不失细密的分析。尤其是原原本本传达了当时法国国内确信德雷福斯有罪、积极支持军方立场、狂热于扭曲的爱国主义与反犹主义的大众氛围。这一事实反过来表明,在守护自由与民主权利方面,市民自身的责任何其重大。若对不当的法律执行或政治权力行使一味默认,甚至在国家荣誉等虚妄幻想中予以支持,其代价终有一天会像回旋镖一样原样回到自己身上。然而,正因为有人虽被逼为少数、历经磨难仍不屈地要揭示真相,德雷福斯事件才在法国政治史上不是泥潭,而成了民主主义的跳板。 确信德雷福斯无罪的人最害怕的,莫过于人们的遗忘。因为即使德雷福斯因不当判决而在服刑,一旦时间流逝、在人们记忆中被淡忘,就连再提起该事件的机会都会消失。这里重要的是媒体的作用。当时法国的媒体也一分为二:一边是忠实反映军方与政府立场、甚至编造不存在的事实作煽情报道的多数报纸(大多发行量遥遥领先),另一边是仍未放弃传达真相使命的少数报纸。共和派领袖克列孟梭发行的《震旦报》(黎明)也是那少数报纸之一,在“向真相进军”中担当了重要角色。以小说家闻名的埃米尔·左拉以《我控诉!》为题,用致总统请愿书的形式,把德雷福斯事件的真相刊登在《震旦报》上,这至今仍作为不朽名文而脍炙人口。据说此文一经刊出,报纸发行量骤增,法国国内外的鼓励纷至沓来。这反响堪称“把法国从致命危机中救出来的,是思想自由与表达自由”。 围绕德雷福斯事件,当时法国国民的赞否之争激烈到近乎内乱状态。关注之高,以至于整个冬天被困在北极冰中、获救归来的探险队员的第一句话竟是“德雷福斯怎么样了?获释了吗?”据说如此。然而,从首次判决到德雷福斯获判无罪,整整花了12年。在种种伪证一一暴露、参与伪造事件的当事人自杀、逃亡之后,1899年法院的重审判决仍是“有罪”,只是以施恩般“酌情减轻”、给予特赦的方式来维持公权力的面子。接受特赦意味着承认有罪,违背道德原则,但已疲惫不堪的德雷福斯本人与家人还是欣然接受了这一妥协措施。德雷福斯的无罪得以确定、这场斗争的胜负在真正意义上分出,是1906年的判决。 ◇国内译本=汉吉社刊 书评:李南姬(圣心女子大学讲师·西洋史) [照片]▲德雷福斯军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