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08-08 | 金炳秀

韩国经济问题何在 <5> 经济合作外交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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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90年代,当韩国大张旗鼓地宣称要与前苏联开启经济合作新篇章、苏联在我国受到隆重款待时,日本经济专家看待韩国的目光,与大人注视一个玩危险游戏的孩子无异。 他们警告说,韩国人在与陷入经济灾难的苏联的交易中品尝苦涩经验,不会需要很长时间。 第六共和国曾想作为最大政绩的对苏(现独联体)经济合作外交的现状,令人重新回味这一指摘。 在第六共和国即将落幕之际回顾,我国的经济合作外交活动在任何地方都未展现出与跃居世界第11位贸易大国的经济规模相称的面貌。财界也不乏严厉批评:它非但没有支撑对外经济活动,反而多半在扯后腿。 包括前苏联在内的对北方经济合作只是一味抬高国民期待却进展迟缓,卢泰愚总统曾公开表示(去年3月记者会)对该地区贸易规模在95~96年将达到年均150亿~180亿美元,如今只剩一句空话。 此外,韩日间善意的经济合作已被评价为事实上中断,至少在经济层面两国关系正迎来史上最差局面;而美国在获得诸多让让之后,依然未放松通商压力的缰绳。 在欧共体市场,韩国商品成为反倾销制度的首要目标。 有指摘认为,在把发达国家广阔市场留在未开拓状态的同时,只在北方深深、且草率地涉足,结果丢掉了实利。 关于我国经济合作外交未建立在彻底的可行性研究与理论武装之上、而是即兴推进的指摘,已出现多次。尤其是重大政策决定往往只是部分政策当局者的决断,或是积累政绩的一环。 这种经济合作外交的侧面,在对苏与对日经济合作外交中以不同方式突出显现。 1990年韩苏建交谈判后正式启动的对苏经济合作贷款提供问题,随着1991年1月22日时任青瓦台经济首席金宗仁与苏联副总理马斯柳科夫签署协议而完全达成。规模为30亿美元,包括银行贷款10亿美元、消费品转贷贷款15亿美元、延付出口5亿美元。 其代价是签订航空协定、渔业协定等各类协定,并让韩国企业参与苏联地区资源开发等,以扩大两国经济合作。 然而进入去年12月,随着苏联政局急变,表面上难以评估得失的对苏经济合作问题开始出现扭曲。 独联体取代苏联联邦之际,10亿美元现金贷款出现利息未付事态,甚至连本金都难以收回,成了给北方经济合作全局泼冷水的局面。 在此情况下,对于尚未执行的其余贷款部分,俄罗斯联邦执意要求尽快落实,成为在两国间引发不和音的“烫手山芋”。 也有指摘认为,若当初没有提供经济合作贷款的承诺,韩俄间的经济合作讨论反而会更加活跃。 实际上,俄方公开流露不满情绪,称韩国在达成政治目的后便不愿履行承诺。去年10月3日在莫斯科大都会饭店举行的开天节纪念活动上,驻莫斯科大使馆向俄方主要人士发出邀请函,但阁僚几乎都未露面。 如今再追究对苏经济合作贷款提供的是非,或许已无意义。也可以辩解说,是因为形势与预测大相径庭。 但不可否认,当时苏联政局极不稳定,突发事态发生的可能性也早有预判,因此提供经济合作贷款的决定过于草率的批评同样难以避免。更何况我国外汇状况是外债总额超过400亿美元、贸易逆差如山堆积。近期国内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综合考虑我国经济规模与对北方经济合作的重要性,90年代十年间的经济合作规模以9亿6000万美元左右为宜。这反证了仅对苏联就决定在2~3年内提供30亿美元是何等惊人。 提供经济合作贷款的决定之后,我国被北方国家及发展中国家过高评价为经济合作对象国,这些国家动辄要求提供贷款或援助资金,致使经济合作谈判变得困难,这也可被指为后遗症。 与对苏经济合作外交角度略有不同,但对日经济合作外交同样是偏重名分而失误的标本。 为化解韩日两国贸易不均衡并推进产业科技合作而展开的“行动计划”谈判,只执着于眼前可见的“产业科技合作财团”设立,而且仅是2亿美元规模的基金筹措,结果一无所获,只落得允许日本综合商社进入国内市场的难看结局。 对苏联爽快拿出巨款,对日本却几近乞求地争取2亿美元基金,在他们眼里怎能不显得可笑。 政府当局者评价称“通过行动计划的交涉过程,两国对经济问题的认识差距有所缩小”,但实务人员坦言,实际上只确认了日本转为高压的姿态,以及日本对韩国的不满情绪。有指摘认为,既然与日本合作的必要性是无法忽视的现实,就应在让对方认识到韩国不是竞争者而是共荣伙伴的同时取得实利。 说我国在埋头北方外交与对日交涉之际,另一条经济合作外交战线——对美、对欧共体通商外交处于空白状态,并不夸张。 对美享有贸易顺差的日本、台湾巧妙躲开了美国通商压力这支箭,而我国却一味被推着走。 韩国产商品在美国和欧共体成批遭遇反倾销起诉的局面反复出现。 经济专家指出,随着贸易规模扩大,贸易环境愈发险峻,要闯过这一环境,如今应展开既具备严整理论、又兼顾地区均衡的成熟的经济合作外交。 【金炳秀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