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08-06 | 서울경제

[元老说] <27> “不能把‘内屋’让给外国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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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生投身农民运动、与农民同呼吸,并在最近的距离与他们共同生活的农学界元老、随笔作家柳达永博士(82岁)。 他把青年视为乡土重建的主角,心中始终铭刻着带领丹麦开垦荒地的“格伦特维”,自5·16之后出任重建国民运动本部长起,便走在我国农村重建运动的前列,推动了农路扩建、村内道路扩宽、共同插秧等生活改善事业,最终他本人也被后辈尊奉为“韩国的格伦特维”。如今已过八十又两年的他,仍担任去年成立的星泉文化财团理事长,以及全国农业技术者协会总裁、韩国有机自然农业研究会长、首尔大学名誉教授、园艺学会长、韩-丹麦协会长、韩国红十字会中央委员、国政咨询委员、人间教育院院长、农畜产流通研究院长、韩国红十字会服务会中央协议会长、韩国无穷花研究会长、产业顾问协会理事长、韩国农渔民新闻理事长等职,展现出连年轻人都难以承担的活跃身影。

<丧失主体性的危机> 此前,他自1962年起在首尔大学任教30年,曾作为交换教授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康奈尔大学从事研究,并历任大韩家族计划协会长。 “琐碎的职务为何如此之多,我正在把那些不需要我出力的一件件卸下来。” 以仰观极星、俯听石泉的姿态常学常在之意,把“星泉”作为雅号的这位老博士,最近全力投入“星泉文化财团”的事务。该财团是他把自1960年起亲手开垦的水原近郊农场1.6万坪中9000坪被征用为高速公路用地所得补偿金10亿韩元全额捐出而设立的。 “面向未来文化讲座第1期这次刚结束,接着东西人文古典讲座第2期到本月末也将结束。一结束,第2期面向未来讲座(夜间)和第3期东西人文古典讲座(日间)将从9月1日重新开班。” ——我想“星泉文化财团”大概是博士倾注全力的最后一项大事业吧。请您谈谈设立动机、目的和事业内容。 “今天的我们肩负着培养实力、以民主而和平的方式实现民族统一、出色地创造新历史的责任。然而正经历急剧社会变化的我们,如今物质至上和利己主义思想膨胀,共同体的生存受到威胁,尤其是国民思想上主体性的丧失日益加深。一生走过艰难历史的我,唯有殷切盼望祖国光明的明天,这种心愿成了设立文化财团的动机。其中也包含我平素要把全部财产回馈社会的想法。” 星泉作为财团的首项事业推出的是“星泉文化学院”(院长具常)的古典讲座,出发点在于:唯有东西方古典相互接合,才能成就健康的人、建成健康的社会。 包括崔根德教授(成均馆大学)讲授的《三国遗事》以及《栗谷集》等东方古典6个讲座,金淙镐教授(成均馆大学)讲授的黑格尔《历史哲学》等西方古典6个讲座,两个科目就这样诞生。 星泉随后又开设了涉及宗教、教育、业余生活等的现代生活文化讲座,以及国内首次涉及地球环境、科学技术、信息通信等的面向未来文化讲座。特别是未来学讲座有国内未来学领域代表性学术团体未来学会(会长崔祯镐,延世大学教授)的会员大批参与,为讲座水准提供了保证。除会长崔教授外,李汉彬科学技术院理事长(前副总理)、金炯国首尔大学环境研究生院院长、郑范谟前翰林大学校长、金丽寿首尔大学教授、赵馨梨花女子大学教授等学者,以及李宪祖金星社社长等专业经营者,共20名学会会员担任讲师。

<民族解放的捷径> “如今世道冷酷,原因在于精神根基薄弱。社会要立得正,根须牢固,这也是我作为农学者的信念。” ——后辈称您为“韩国的格伦特维”。年轻时,您为何偏偏选择农业学校? “先说结论,是出于忧国之情:不启迪占全部人口九成的农民,国家就没有独立。因此我报考了如今首尔大学农学院的前身水原高等农林学校,而做出这一决定,在养正高中担任我五年班主任的金教臣老师影响是绝对性的。金老师出身东京高等师范,与咸锡宪并称民族教育者双璧,后来我与他的关系超越了师生。老师44岁去世,但我最初是从他那里知道祖国是什么,并领悟到为民族解放必须先从农民运动做起。他的教育观例如是这样的:规定每周只能教1小时的我国地理,他教3小时;规定要教3小时以上的日本地理,他说“学日本地理有什么用”,1小时左右就打发过去……” ——我国农村如今正迎来五千年农业史上最大的危机。背弃熟悉的土地和故乡房屋、连夜出走的农民不断增加,截至去年,登记在册的农业人口只有600万人,仅占总人口的14%。过去10年间竟减少了400万人,毕生为农村奉献的博士如何看待这一点?

<完全开放万万不可> “不划算的农活、既辛苦又前景不明的农活,加之在社会上受轻视的农活,想要放弃的队伍丝毫不见减少,实在令人悲哀和忧虑。农村日益荒废,却只有虚妄的处方和空洞的宣传之声满天飞,也令人痛心。更让我揪心的是,环顾四方,国内舆论满是催促农业早日安乐死的完全开放不可避免论,充斥着农业缩小论、农业放弃论。 说我们的农业——曾是民族的血、肉与骨架——正面临解体危机,也并不夸张。现实是,天下尽被工商业和服务业覆盖,理应作为其根本的农业连立足之地都在丧失。问题在于,这样下去,这个国家就像“沙上筑起的城郭”,无法长久支撑。因为农业问题绝不会止于农民自身的问题,而会延伸为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乃至民族的生存问题。请看,今天农村发生的各种农业问题,不正如实地表现为全国性的并发症吗?离农队伍、随之而来的粮食自给率急剧下降、现金作物价格的连锁暴跌、外国农畜产品的洪水,以及环境生态系统的无差别破坏现象等,都直接蔓延为城市问题。 照此趋势,20世纪尚未结束,我国就必定沦为香港或新加坡那样的“城市国家”,粮食问题极可能成为阿喀琉斯之踵。请想象一下将来基本粮食要向外国乞求的统一韩国的模样。我确实认为,在那样的不幸局面发生之前,必须先把国内农业生产基础牢牢打稳。”

<担忧成为粮食奴隶> ——因此如今谈到农村问题,都在喊有处方却没有处方笺。振兴农业的对策可以提出哪些方案? “首先必须实施尖端农业技术教育。我们星泉文化财团从去年起在龙山区东部二村洞的农业振兴技术馆正是本着同样的脉络实施这种尖端农业技术教育;而政府必须推行把务农者留在农村的政策。对农村的关注要超过对工业投入的心力。必须抛弃那种自己都不种地却强迫别人种地、或只寄望于笼统“农心”的含糊政策。若真要激发农民为民族和国家堂堂正正务农的使命感,保障与之相应的经济报酬和社会待遇是当务之急。因为稳定供应合乎口味与体质的安全食品的价值,以及防止环境生态系统破坏、维持均衡区域发展的总价值,比农民目前生产的农畜产品总价值要大好几倍。举个例子吧。假设稻作消失。我们全体国民一夜之间就会成为外国粮商的粮食奴隶,还会因相当于昭阳江大坝6倍规模的洪水灾害,每年6至8月让首尔等大城市人口惶惶不安。 而且不仅要受浑浊空气、被污染的饮用水之苦,人人涌向城市,首尔和釜山、大邱、光州将变成无处落脚的过密城市,最终在各种城市问题、公害与犯罪中枯萎。我再说一次,必须有能把农民留在农村的政策。而且要是能吸引年轻、有魄力、学识高的农民聚集而来的政策。真正把农民奉为主人的政策实在紧缺。另一件不可忽视的是农业经营方式上实现韩国式的协作农业。如今种地也不能单打独斗,必须众人合力。就连种一个西红柿也非共同进行不可。这是应当以高度技术开发和经营方式寻找出路的时点。” ——如今我们社会到处堆积着数不清的问题。在博士看来,最重要的当务之急是什么? “问题的头号,无论怎么说都是政治。若政治走正了,现在本该领先得多,可惜没有做到。都说民主政治、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必须有真正的民主政党。要有自由党,也要有劳动党、社会党。看看现在的政党吧,纲领全都一模一样。纲领相同的政党没有理由存在三四个。他们合并又分裂的背景是什么?是因为老大。跟着老大到处成群流动的不是政党,只是朋党。在那里怎么可能有民主运营?另一件是错误的教育。教育本是造就人,却变成了制造学历门第的教育。企业的家族门阀体制也是问题。就连日本也没有家族紧紧抱成一团的企业。章鱼足式企业、不健全企业横行,都是因为这个缘故。”

<推广无穷花的欣慰> ——个人而言,至今最自豪或最感欣慰的事是什么? “几乎把一生都作为首尔大学教授度过,扎实地做了无穷花研究和韩国草坪研究,这还算是让我感到欣慰的。光复后我国的无穷花几乎绝迹,我在世界范围内搜集,育成了100多个品种。另外,就连西方人看得比吃饭还重的草坪,如今也把韩国草坪打造成了世界级名品。” ——觉得后悔的事是…… “说不上后悔,但担任国民运动本部长这件事有时也让我心里有点不安。有人说“柳达永和军方携手做事”,其实不是这样。军事革命之后,首任重建国民运动部长俞镇午博士不到两个月就辞职,前总统朴正熙让我接任,我推辞了六次,最后在得到兼任首尔大学教授职、只限6个月、不干涉国民运动事务等保障后才接受。但两年后的1962年,军政府提前秘密筹建共和党,想从国民运动本部抽调人员,我与朴前总统正面冲突,那成了祸根(?),国民运动本部随即被迅速解散。当时拥有庞大组织的国民运动本部始终没有介入政治,堪称奇迹。” [照片] 文·卓成万 次长 摄影·韩光熙 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