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因紧缩基调,今年10月开始的1993财年研究开发总预算仅比上年增加2.6%,而高性能计算机、通信、尖端制造技术、地球环境领域则分别大幅增加23%~27%。也就是说,这显示出将有限的研究资源集中配置于战略优势领域的意志,是以过去“全都成为第二”的失败为教训,哪怕只在特定专门领域也要守住优势的意思。甚至连一直以高冷的纯粹科学研究赢得世界声誉的国家标准技术院(NIST)也被列入3.1亿美元的生产技术开发费,让人读出美国已何等焦急。 国家意识更加高涨 此外,出于对技术的危机感,美国将1990年新设的“总统主管事业”中今年新设了新材料加工研究事业和生命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事业,并分别申请1993年预算18亿美元和40亿美元。可以说,这是最高统治者率先向美国国民发出的“请回想1957年苏联的斯普特尼克卫星”的信息。 最近,美国参议院科学技术分委员会主席霍林斯提议“为支援中小企业开发新技术,设立规模50亿美元的风险投资公司”,也成为话题。 他这一破格提议之所以引起话题,是因为他说这笔高达50亿美元的巨款“不必分年度实施,只要从国防预算和中央情报局预算中直接划出,一次性(oneshot)筹措即可”。这同样强烈透露出美国整体“正被追赶”的感觉。 日本近来爱用“美日两极体制”这一说法。这是一种重新认识(地位提升)的表达:被称为“超级大国”的美苏时代已经过去,如今是美日两极支撑着世界。当然,与世界各国所要求日本那样多作国际贡献的“角色认知”相比,其中更浓厚地散发出“两个霸主之一,如今剩下的只有美国”的“目标认知”。 这一意图在今年年初由首相直属、各省厅长官组成的科学技术政策最高机构“科学技术会议”公布的“面向新世纪的科学技术综合基本政策”中相当露骨地体现出来。该政策明确提出“要在今后10年内确保科学技术的世界主导权”,并提出▲重点培育相对薄弱的基础科学,构建完全自立、自生的技术创新基础▲不容许他国在生产技术领域追赶▲对后发国家确立技术与产业的永续转包关系。 新国际技术秩序 对这样的日本来说,去年1月布什与宫泽首脑会谈后通过的东京宣言中明示的“决定强化两国在世界科学与技术上的领导地位”的伙伴美国,或许只不过是暂时的同伴,是吴越同舟、同床异梦的关系。 就目前而言,具备可与美日技术霸权争夺相匹敌潜力的对手只有欧洲联合各国。本以关税同盟和农业同盟性质起步的欧洲共同体(EC),为对抗80年代以来猛击大陆市场的日本这一“黄祸”(Yellow Peril),其后技术同盟(ETC)的性质日益明显增强。作为其试验舞台,尤里卡(半导体)、埃斯普里(微电子、计算机)、雷斯(通信)、布莱特尤拉姆(新材料)等尖端技术开发项目正在EC层面或通过企业间结盟活跃展开。结束至今的试运行、EC正式启动后,凭借优秀的科学传统、各国长处的结合、市场的保障等有利条件,加上数年内将加入的“睡着的巨人”前苏联,预计将发挥巨大潜力。 另一方面,这些发达国家俱乐部还通过串通,施展合纵连横的两面战略,以维持与我国、台湾等后发国家俱乐部之间的差距。为保护地球环境的各种规制制度和环境公约,本质上把焦点对准南(落后国家)北(发达国家)之间技术转移问题的现实,也正因如此。 与此相关,最受关注的动向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推动的所谓“新国际技术秩序”(New Rules of the Game)。从去年起由发达国家开始推动的这一“新秩序”,其前提是各国政府对产业的技术开发支援本身就是扰乱国际贸易秩序的原因。据此,各国政府只允许对竞争前阶段和共用性技术提供支援,而对产业的支援则严格限制。并且主张在90年代中期之前制定相关国际规范。 这样的动向,对于追赶发达国家技术是生死攸关课题的我国这类后发国家而言,只能成为最大的壁垒。在没有技术自生基础的情况下堵住政府技术开发资金支援之路,无异于“不要挑战发达国家”的警告。然而这一规范将像乌拉圭回合一样约束后发国家,迫使其不可避免地被纳入新秩序。 那么我们的选择呢? 连犹豫的时间也只剩4~5年。那段时间并不会因我们的期望而延长,是“绝对时间”。十万养兵也只在此时。不会再给更多机会。若虚度这段时间,在技术霸权的正中央,我们的技术主权只能被彻底剥夺。国家兴亡的岔路口,今天的我国正站在这里。 巨额专利使用费负担 目前我国的技术现实,可谓看不到活路的极限状况。首先,我们是发达国家间技术霸权争夺的最大受害者。发达国家阻止技术转移、防止技术外流固若金汤。从去年起技术引进急剧下降。即便引进的技术也没有核心尖端技术,而每件的专利使用费平均已逼近300万美元并持续飙升。由于过去的模仿发展战略,我们目前没有创造原始技术、自有技术的能力。这是从现在开始必须着手的课题。因此,企业替代过时产品、生产新产品的技术处于枯竭状态。内部因工资上涨等使生产成本提高,传统品目已被中国等后发国家吞食。即便艰难实现国产化,也因政府优柔寡断的国产新技术保护政策,屡屡在充满恶意的日本企业的枯死战术下崩溃。 坐在鼠头上的蜂 政府出资研究所此前以未来研究做了不少门面,但对企业帮助不大。对企业来说,比起90年代式的未来技术,80年代式的生产基础技术反而更为急迫。 作为杀手牌,去年年底制定了集各种制度改善、投资扩大、人力培养等我国问题解决方案之大成的“科学技术革新综合对策”。也推出了G7项目这一胜负之招。 G7项目存在“G7成本”仅为高速铁路建设费用一半(3.7万亿韩元)的政策失衡,以及并非开发了11个课题就能成为七大技术先进国的逻辑矛盾,但它也抛出了某种可能性。即政府带着危机意识、以各部门协作采取了行动,并摆脱过去无条件追随发达国家的开发方式,开始确立“我们自己的发展模式”。比起追逐美国或日本这样的白鹤,而是把在与我们相似条件下也成为发达国家的瑞士或瑞典作为发展模式。与此相关,最近首尔大学工学院教授李冕雨也在其著作《创立W理论》中主张,我国应成为“坐在骑上牛(美国式尖端技术)头的鼠(日本式尖端产品)头上的蜂(加入韩国文化特性与创意的新功能)”,可见近来我国技术开发方向也呈现逐渐理顺的趋势。 此外,真正重要的并非资金、研究人员数量或制度,而是研究技术人员、技术官僚和一般国民面对技术战争的精神武装。现实是,在企业家或技术行政人员中,说“我们差得远呢”“摆脱对日技术依附实际上不是不可能吗”“维持技术进口、零部件进口关系比开发技术成本更低”这类话的、患有所谓技术落后情结的人反而很多。在这些人身上,完全找不到日本战败后一边躲避美国监视和禁止措施、一边全力推进通信技术、半导体、原子能技术开发那样的魂与战意。 若不摆脱这种落后情结,10年后“韩国将被吸收进中国技术圈”的剧本必将无误地实现。 【记者 李在权】 [照片] ◇脱冷战之后,技术霸权主义正迅速崛起为新的替代意识形态。即使政治上有Woobang Construction,技术上的善邻已经消失。照片为超短脉冲激光。
1992-08-01 | 李在權
无声的“技术炮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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