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正是4年半前的事。我们怀着满心期待,在掌声与欢呼中迎来了第六共和国卢政权的启程。这并不仅仅因为对他那句“请相信我一次”、“请试着相信我”的天真(?)话语抱有期待。恰逢汉城奥运会临近,由此难得地形成了国民一体感,人们相信只要把握并引领好这种气氛,真正的第二次民族中兴机会便可能到来。 然而从那时起过了4年6个月的今天,我们的状况究竟如何? 信任是政治的要旨 整个国家不分你我陷入不安、萧条与挫折的泥沼,完全无法判断该从哪一方、以何种方式突围。 为何会变成这样?难道正如最近某位美国记者——而且并非常驻此地的记者,而是那家报社的副社长——受邀短暂访问后所写的报道内容那样,我们国民真的只执着于失败而非成就?难道全体韩国人患上精神疾病,丧失自信而陷入无力症?据那篇报道所说,我们韩国人的集体病理现象正是其原因。因此这番话里隐含着当权者、执政者没有责任的逻辑可能性。反倒像是在说,执政者政治做得不错,却是国民的集体歇斯底里使自身无法从不安与挫折的幻觉中摆脱出来。其中究竟有何缘由不得而知,但似乎看到了巧言令色的一个绝妙典型。 若照这种逻辑,那么朴正熙军事政权时期,反抗所谓无止境开发独裁的我们的民主化斗争,乃至日本强占期的光复斗争,不都得称作我们国民的集体病理现象吗? 正如这不可能是真相,此次凯伦·豪斯副社长的报道同样绝不可能是真相。 既已从绝对贫困中解放,或既已获得最低限度的言论自由、政治自由,就该懂得感谢与满足,若再追求别的欲望、更高的理想便是不知分寸、是集体病理现象——这种逻辑分明是可怕的帝国主义式思维。 本来,善于从政之人起初难免遭受阻挠。古时中国有位名叫子产的人出任郑国宰相,最初一年间诽谤四起,世人甚至都要杀他。但过了三年,全国百姓反倒担心他死去;孔子出任鲁国大臣时,起初出现并流传辱骂的歌谣,稍后教化施行之后,颂德的歌谣便流行起来。 以6·29宣言赢得国民赞誉而启程的卢泰愚政权,如今已过4年半,想想我们的现实。在完全没有大众媒体的古代,到了三年成果也足以为百姓所见…… 政治终究是人引领人、治理人。因此治理者必须在道德上比被治理者略为领先或有过人之处。唯有如此国民才会相信,能够相信才终于会跟随。有谁会跟随无法信任的领导者呢?所以政治的要旨是信任,而在信任基础上求人任用便是“人事”。这就是古时把“人事”也称为“政事”的缘由。 有一个名叫洪北间的内需司奴仆,是中宗自潜邸时期就认识的人。反正之时他对中宗本人有很大的私功,终究难以装作不知。到即位第二年5月,中宗对洪北间施以原从功臣的特恩,台谏们随即起而进言其不可。当时弘文馆副提学李世仁等极力劝谏取消特恩,称“天地因无私覆无私载,故成其广大;日月因无私照,故成其光明。君王效法这般公平无私而临于万民,故成其治平,一旦容私情,国政便日渐紊乱,祸难由此而大”。 4年间22次改组内阁 对此中宗甚至亲自向台谏与弘文馆赐酒,安慰道“天气如此炎热,却为那点小事如此劳苦”,并隐约叮嘱收回反对。然而台谏与弘文馆毫不退让,到第三天台谏索性辞职不出。中宗命台谏们出仕,并表示此事使台谏担忧警惕日后成为前例,还保证自己绝不会再有此类之事。但台谏们依旧不从,中宗无奈只得自行撤回那项特恩方案。〈中宗实录卷四 二年五月庚午 辛未 壬申条〉 这是距今485年前,在我们的专制君主治下实际发生过的事。 最近又因行政部门的私情、畸形人事问题,全体国民皱起了眉头。如今那种乱象连转述都令人难堪。 所谓人事,首先要信而委任,既已委任便不应怀疑,这是万古不变的正道。然而本届政权启程不过4年出头,竟进行了多达22次内阁改组,至今仅长官就产生了118名,这果真能说是信而委任、委任而不疑的结果吗? 领导者的道德性至关重要 开启统一时代是本届政权对国民的承诺,也是我们的历史使命。然而统一问题的主管长官在4年间竟更换了4次,他们又能制定什么政策、如何推行呢? 人事的失败即是政治的失败。在号称民主社会的今天,当权者身边可有哪怕一个能起到昔日台谏作用的人?若始终只汲汲于自我合理化,今日的困局绝无法克服。 问题在于执政者的政治素质与道德性。民是不定型的,百姓之心如水,并非固定不变。不要因国民不跟随而责怪国民。只要在执政者身上看到道德的正当性与逻辑的合理性,国民总是会跟随的。
1992-08-01 | 서울경제
[本报创刊32周年特别寄稿]人事的失败就是政治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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