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08-01 | 鄭求瑩

[记者之眼]含糊的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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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31日发表的日帝时期军队慰安妇实态调查中期报告书,是对日帝反人道、反文明残酷行径的控告。 报告书中引用日军军医的意见书称:“慰安妇年龄越小越好,过去从事卖淫的内地人(日本人)大部分感染性病的可能性很大,而半岛人(韩国人)年龄小、多为初次者,形成对照”,可见日帝因担忧性病传染,而征调年幼的韩国女性。 尤其看日本军掠走慰安妇的方式,更令人无言以对。 因拒绝倭警上缴铜器的要求,或反对创氏改名,家人被关押,以释放为条件而被掠走的情形,或被骗称介绍到糖厂工作而被逼为慰安妇的情形,这些尚属亡国之民的冤屈。 然而“独自看家时”、“在村口与姐姐采艾草时”,或“乘火车途中被邻座日本军”等方式掠走的情形,实实在在就是“猎人”。 尽管有这些明白的事实,近来韩日之间围绕军队慰安妇问题的最大争论竟是是否“强制力东远集团”,实在不能不说是讽刺。 日本政府已于本月6日发表自行调查结果,推脱称“未发现证明强制力东远集团的资料”;而政府在发表此次政府层面首份正式报告书之际,也只是重复“未发现依据资料并不能成为未使用强制力的证据”这种含糊的“外交辞令”。 此次我国政府报告书的项目中,根本没有收入行使强制力的内容,最多只是推定曾行使强制力。 日本政府确实已销毁相关资料,而且已过去半个多世纪。报告书是以生存受害者的证言为基础写成的,若说无法证明,那岂不是说她们是自愿成为随军慰安妇?我们将关注政府的最终报告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