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07-19 | 서울경제

[社论] 国利民福与党利党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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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经济处境极为艰难,根本无力在一年之内举行四次全国性选举。这一点不仅执政党方面,在野党方面也已在一定程度上予以承认。在野党曾提出,若一年四次选举难以承受,可合并为三次,这一意见即可说明问题。然而政府未经与在野党协商,单方面将地方行政首长选举推迟至95年。未能取得在野党同意而单方面作出决定的政府方针,显然是错误的。 但是,在野党以此为由拒绝出席国会,也让关注此事的国民感到憋闷。由国民选出、声称要在国会为国民工作的国会议员,究竟要到何时才肯进入国会,还要在国会之外与执政党较量多久,无人知晓。在野党主张为争取年内举行地方行政首长选举而斗争,这完全可以理解,但若要求不被接受就绝不进入国会,甚至抵制定期国会、乃至抵制大选,这种极端的应对方式则是错误的。 宣称若不在年内举行地方行政首长选举就将无限期拒绝出席国会,意味着把地方行政首长选举看得与出席国会问题同等重大。其背后的算计是,举行与不举行地方行政首长选举,将对年末的总统选举产生重大影响。当然,这一说法成立的前提是执政党与在野党都认为地方行政首长及其选举会被用于大选。 从完成草根民主的角度看,举行地方行政首长选举是必须实现的课题。但许多人的感觉是,如今执政党与在野党所展开的地方行政首长选举之争,并不在这一层面上。 人们看到的是,挑战总统之位的两位金姓人士,正从极为表面的选举战略层面切入这一问题。民自党把举行地方行政首长选举引发的公职社会动摇视为选举战略上的利空,民主党则认定在委任制首长之下举行的选举只是为执政党候选人充当陪衬。 这两种主张都包含重大谬误,即把作为选民的国民视同官权玩弄的对象。我们已在近来的几次选举中亲眼看到,官权过度介入反而招致选票的反叛。官权选举不是靠地方行政首长来阻挡的,而是靠觉醒的国民意识来排斥的。 如果执政党与在野党都认为应抛开党利党略、实行公明选举,就根本不该有把地方行政首长利用于大选的念头。与其如此,更应努力尽快确立使地方行政首长及其选举无法被用于其他选举的制度。那么,在野党国会议员就不应憋闷地在国会之外消磨时日,而应尽快进入国会,为确立公明选举制度而斗争。 在野党为地方行政首长选举而进行院外斗争,只有在该选举问题威胁到议会制度本身、或民主化因此受到重大威胁时才具备正当性。也只有在那时才能获得国民的共鸣。那么,我们如今是否真的处于这样的政治危机状况之中?绝不能这样说。 在野党应随着国民意识水平的提高,更有效、更恰当地行使已增强的话语权。一味纠缠于地方行政首长选举的在野党战略,甚至给人以滥用话语权的印象。国会自去年定期国会以来已有七个多月无所作为,其间积压的事务堆积如山。 一年举行四次大选举,确实难以承受。未能预见会出现这种局面,责任不仅在执政党政治人,也在在野党政治人。尽管如此,因这样一件失误而抛开一切、专事极端斗争,绝不能称为具有前瞻性的政治活动。以推迟地方行政首长选举为由拒绝出席国会,将招致把院外政治置于议会政治之上、把政党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前的批评。一切国事都应在国会之内讨论、决定,并交由国民判断。国会议员不出席国会、不做本应在国会做的事,就等于否定议会主义。令人深感忧虑的是,照此下去,在野党既无法贯彻地方行政首长选举的主张,又会错失为大选确立公明选举机制的机会,犯下这样的愚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