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80年代以来,观察我国经济的走势,会感到活力丧失、根基虚弱。80年代初不利的海外环境一旦好转,便抱着经济活力将持续下去的安逸想法,经济运营散漫,投资流向过度偏向建设、金融、休闲、体育等服务业,这一点无法否认。 对于无法通过控制周边条件进行实验的经济现象,即使承认经济分析存在局限——无法以客观尺度断定哪一服务领域的投资过度到何种程度——在此时回顾古典经济学中关于服务业属性的争论并寻找启示,仍是有意义的。 强调均衡发展 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规定,农水产业与制造业是生产性的,而服务业则是非生产性的。 对此,经济学家之间长期争论不断,结果学界达成共识,认为古典学派的见解是错误的,争论就此结束。 于是今天的经济学人无人对服务业与其他任何产业同样具有生产性持异议,而将其作为定论加以接受。 如果把亚当·斯密对服务业的立场视为其单纯的失误,而忽视其主张所蕴含的意义,就无法解释当今许多发达国家出现的产业空心化现象。推而解释其立场,则蕴含着这样一个前提:服务业要具有生产性,必须与生产实物的农水产业、制造业协调实现均衡发展。可以推断,产业革命当时的英国,在实物相对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流通与服务部门出现了重复。 其含义是,连接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服务业若复杂而重复,就会像我国流通结构上的问题那样产生逆功能,变为非生产性的。 在近代产业社会中,服务业向电力、通信、金融、教育、医疗等方向多样化,新的服务在经济活动中被十分有效地利用,从而使争论的核心变得模糊,这也是事实。 然而从经济活动本质的视角看,服务业是本质性经济活动的促进剂和润滑油,而不能成为实物生产本身。即便是生产服务这一最终产品的活动,也需要建筑与设备,当然还需要原材料和中间投入品。 因此,服务生产理应被规定为在实物生产基础之上、为满足特定需求的延长线上的互补性经济活动。 进入80年代,我国经济以过快的速度急剧实现服务业化。 财源被侵蚀是大问题 当然,如果国民经济经过持续增长,随着向发达经济成熟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服务业比重加大,那就没有理由警惕过度的服务业化。 但在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若服务业吸收可用投资财源的大部分而急速膨胀并扭曲经济结构,则必须警惕。 回顾起来,60年代以支撑对外导向型高速增长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业的增长最为突出,70年代则以伴随国民经济巨大副作用、急于培育重化学工业为特征。 80年代前半期以后的经济繁荣,具有对70年代培育重化学工业所付代价的反向补偿性质。 然而从80年代中期起,我国经济沉溺于非经济性的照顾与过度消费,导致服务业急速膨胀以及服务业化的加速。 例如,80年代初开始了职业棒球和职业足球,1986年举办亚运会、1988年举办奥运会,至今88奥运会纪念事业仍在继续。与此同时,电报、电话及移动通信、高尔夫球场、金融、民航、计算机、建筑、报纸、广播等,80年代如雨后春笋般的服务业数量膨胀,在任何发展中国家都找不到先例,堪称创纪录。 这种向服务业化的行进并未就此止步,预计今后仍将继续。作为90年代将吸收巨额投资财源的服务业代表选手,可以举出已在多处推进的地铁建设、业界关注集中的第二移动通信与有线广播,以及面向2000年代的高速铁路和新机场建设。 80年代急剧膨胀 我国的领导层与政策制定者似乎仍被过去的高速增长及对此的赞美所束缚,抱有过度的自信,似乎忘记了从70年代急于培育重化学工业中得到的政策教训。 虽然发展方向是正确的,但因急于推进重化学工业培育,我国经济经历了巨大困难。对服务业贪多的集中投资所带来的后遗症,无疑将远比70年代培育重化学工业所带来的更为严重。 更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我们已享有中上等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但在经济运营与政策制定上,似乎忘记了绝不该忘记的我国经济的基本制约。 这里所说的基本制约,是宿命性的:我们只有人力资源丰富,天然资源极为不足,必须进口、加工并出口,以所赚取的外汇进口必需的原材料,加工使用。 应重新审视我们的实情 为克服这一基本制约,我国经济必须把重心放在制造业,致力于提升国际竞争力。为在相同出口物量中提高外汇获取率,必须使产品高附加值化,并能够运用为此所需的尖端技术。 我国经济过度的服务业化主要只养肥内需产业,与出口产业相距甚远。即便在发达国家,不以有竞争力的制造业为基础的服务出口,也无法在防卫国际收支上发挥威力,只会导致制造业的空心化。 理应以长远视角对国民经济的走势进行宏观指标的结构性分解,在经济运营与产业政策制定中发挥均衡感。
1992-07-10 | 서울경제
[经济讲堂]服务业属性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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