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06-25 | 宋河植

[周四连载 大米]<完>粮政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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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米在民生与安全保障层面的重要性无需赘言,但回顾过去的粮谷政策,进口与自给这两种相反的逻辑一直此消彼长、相互冲突。 光复后,为克服粮食的绝对不足与爆发性通胀、维持工厂工人的低工资,进口廉价外国农产品在所难免。 然而70年代中期世界粮食风波之后,粮食安全层面得到强调,加之南北对峙的特殊状况,维持粮谷适当库存作为战略课题变得极为重要。 在这种两面性政策的混乱中,农村因高米价政策而笑,又因低米价政策而哭。 所幸由于多产品种的开发以及开垦、围垦等农地扩张努力,我国大米、大麦等主粮自给自75年起逐步确立。 但在主粮自给的表面之下,大豆、玉米、小麦等杂粮及饲料谷物进口量增加,使粮谷整体自给率从65年的94%恶化为75年的73%、80年的56%、去年的37.5%。 美国剩余农产品有偿援助“PL480”可以说对70年代初之前缓解国内粮食不足作出了决定性贡献,但在这样的“粮食保护伞”下,粮谷自给基础却被永久性地摧毁了。 政府的粮谷政策原本就面临难题,需要同时满足粮食安全、保护生产农民、保护低收入城市家庭、抑制通胀、政府财政支出最小化等相互矛盾的目标。 其中粮食安全与保护生产农民导向高米价政策与增产,而抑制通胀和政府财政支出最小化的努力自然坚持低米价政策。 按时期来看,6·25动乱后至5·16为止的自由党、民主党政权期,重点放在为战后重建和抑制通胀而把米价维持在低水平上。 5·16之后工业化初期阶段,为使农村过剩劳动力流入工厂并维持低工资,低米价政策仍在延续。 此后政府自67年起实施平价制度,把大米和大麦的收购价上调幅度定在高于一般物价涨幅的水平,并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中把大米等基本粮食的自给列为最优先课题。 通过多产品种的开发普及、耕地整理大幅扩大以及新村运动谋求农村复兴。 结果自75年起大米和大麦的自给得以显现,77年起还废除了大米七分精制和解除大米米酒制造禁令,享受到大米过剩的成果。 这是自67年起实施的双重谷价制等高米价政策的结晶。 进入80年代后,为减少高米价政策带来的过度财政出血,改以农工并进为口号,大举建设农工园区,谋求农外收入增加,取代农产品价格支持。 如今粮谷政策的重点,已由过去的粮谷增产和粮谷确保,转向削减政府库存大米1400万石——仅保管、金融费用等直接经费每年就超过5600亿韩元。 停止收购消费者不愿购买的统一稻以及大米消费促进运动,与过去贫困和Kia的状况相比,令人顿生隔世之感。 全球农业开放压力,正成为向政府财政最小化与优质米生产转型中的韩国粮政面前的新变数。【宋河植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