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批评,政治领导人只热衷于掌握并行使权力,对于自己错误的决定却不知自行承担责任,或是回避,或是装作若无其事地保持沉默,或是把责任转嫁给部下的情况屡见不鲜。 因为掌握权力者应承担相应责任,这是一切组织生活的初级常识,而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各领域的有力者连这一点都未能遵守,于是产生了下属不对上司忠诚服务的风气。 地方自治团体长选举为典型 这样的例子,我们在不远的过去的历史中可以找到许多。 最近正在讨论的地方自治团体长选举问题,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例。 为了防止首都圈过度集中的现象,我们也应尽快构建分权体制。但即便如此,把长期以来的集权体制一次性转为分权体制也并不可取。就此而言,地方议会与团体长选举必须同时举行或相隔一年举行,并非最佳之道。 在讨论恢复自治的构想时,曾有多种替代方案。然而在朝野历经数年的攻防之后,1990年12月突然以法律形式决定并公布,要在今年6月之前举行团体长选举,结果今年的日程被安排为要进行四场大型选举。 然而问题是,这一决定从我们所面临的诸多情况来看可行性并不高,当时的政治人士、尤其是执政方面的人士只要稍加思考,本是可以判断出来的。 然而在野党的攻势之下,出于先应付眼前局面的近视眼想法,便把承诺写成了法律。 一年之后都看不到的短见 因此,尽管政治人士的承诺再不可信,但既然是以法律形式达成的合意,我们便相信今年无论如何总会举行四大选举。在此前提下,站在为国政与经济担忧者的立场,过去一年中只要有机会我们就主张必须实现不花钱的选举,朝野政治人士也一再重复同样的话。 然而遗憾的是,去年国会艰难达成了选举法修改协商,最终却落定为与不花钱的选举相去甚远的结果。因此笔者曾撰文表示,若今年一定要举行四大选举,时间尚有余裕,希望总统即便行使否决权也不予公布,哪怕再召开临时国会重新协商。 然而除这部选举法之外还有多项议案需要召开国会处理,国会大门却依然紧闭,年初总统承担政治负担决定延期团体长选举,而将法律修改推给第14届国会。 选择这一延期之路,除经济状况之外或许还有别的理由,但要推翻第13届国会仅在一年多前作出的决定,这是极大地损害国民信赖之事。既然延期就必须修改法律,那就不应推给第14届,而应在今年年初召集临时国会,即便困难也该完成修改。 这样错误的决定,似乎也源于先避开眼前困难的姑息想法。因为第14届国会的构成也不能指望比现在更有利于执政党,而更为困难的是,第14届国会最早自5月30日才可能开始,如何能认为这样重要的法案能在现行法规定的公告日6月12日之前、用不到两周的时间获得通过? 如此看来,团体长选举问题若从一开始就决定与地方议会的组成至少相隔2~4年再启动,本不会有任何问题,却被政治圈为应付当时的困难而不加深思、姑息地作出错误决定;不仅如此,其后既已认识到这一错误,本应按正当且令人信服的程序加以修正,却再度重蹈愚行,从而使问题进一步扩大。 应尽早开院重新协商 因此,虽有为时已晚之感,但即便现在,执政党领导人也应堂堂正正地站到前面承认政治圈所犯的错误,尽快明确法律修改的意图与日程,并向在野党提出协商——这比进行错误的法理争论更令人信服,也是能够尽快开院、处理其他各项悬案的途径。 目前许多国民都在期待国会开院。希望在野党也答应开院,围绕执政党在修正法案中提出的1995年与在野党主张的1992年进行对话与协商以调整时间;若不然,也希望以基层与广域之间的调整,或与之相关联的总统选举相关法修改等一并打包进行协商。
1992-06-18 | 서울경제
[论坛] 错误的决定与责任意识
本页标题和正文均由AI机器翻译,未经人工审校。准确内容请以韩文原文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