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小就是听着“有型”的盗贼故事长大的。听过或读过林巨正、洪吉童的故事而手心出汗的记忆,恐怕人人都有。张吉山的故事也是如此,中国的“水浒传”同样是以梁山泊为据点的盗贼们的故事。盘踞在舍伍德森林的罗宾汉一伙也是一样。我们在阅读盗贼故事时,往往会发现自己总是站在盗贼一边,这与我们社会“偷盗是坏事”的通常观念恰恰相反。 为什么会这样?答案很简单。因为他们是“义”贼。因为他们在成为盗贼之前,先是抚慰民众痛苦与苦难、代替民众复仇的人。所以他们被称为义贼。注意到这类义贼曾在全世界普遍存在、并且彼此之间具有一定共同点的,正是霍布斯鲍姆。“义贼的社会史”就是关于这些义盗的故事。 霍布斯鲍姆是我们时代最杰出的社会经济史家、劳工史家之一。他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以工人阶级为主要成员的民众的形成与生活。因此,他关注在民众之间以传说、民谣形式流传乃至受到尊敬的民众英雄——义贼,反倒是理所当然的事。他试图通过这本书,从逻辑上阐明义贼为何产生,以及他们至今仍被人们深深铭记于心的原因何在。 他把义贼定义为‘被领主和国家视为罪犯的农民不法之徒,但在民众看来甚至被当作解放的领导者,无论何种情况下都值得称赞、援助和支持的人’。义贼是在各地普遍出现的历史现象,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而逐渐消失。无法为强壮男子提供足够活计的农村现实,正是义贼得以产生的土壤。若不愿被动接受那样的处境,他们便成为盗贼。不过他认为,他们与工业时代的盗贼不同之处,在于与农村共同体有着地缘、血缘上的深厚纽带。因此霍布斯鲍姆以现今的帮派与其地区社会相断裂这一点,将其与传统意义上的义贼区分开来。 他把这类义贼区分为三种形态。第一是罗宾汉型的“绅士强盗”,第二是作为集体抵抗战斗者的“海杜克”,第三是进行个别恐怖行动的“复仇者”。绅士强盗在民众看来并不被视为犯罪,却因当局认定为犯罪的某种行为而为躲避当局迫害成为盗贼。他们从富人那里夺取、分给穷人,若能活下来便重新回到普通民众之中。然而他们通常因周围人的背叛而死。这就是霍布斯鲍姆所把握的义贼的命运。 在前现代社会,他们对被视为正义之源的国王并不敌对,只是反抗地方的贵族或领主。他们以神的正义的代表者形象出现。然而当他们发展为拥有维护贫民权利的社会意识的斗士时,起初可能还抱有好意的中央权力即国王也会开始迫害他们。在那种情况下,一旦悬赏金额足够,绅士强盗的命运通常也就到此终结。因为成为匪徒的最大原因是经济因素。 匪徒的另一特征在“复仇者”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他们行动中常常显露的暴力与残酷,在与复仇相关联时便可获得正当化。进而,他们看似粗暴而无分别的报复,其实源自于“好世道大概不会到来”的挫败感。复仇者的行动可谓是把整个世界化为废墟的全面破坏性革命。 “海杜克”比罗宾汉型盗贼更加脱离农村共同体。战斗员回到农村共同体时,通常就会丧失其地位。他们比罗宾汉们远为严格、更有野心,是对制度化权力的挑战力量。他们的存在提醒人们:压迫绝不可能普遍存在,而对压迫的复仇永远是可能的。 霍布斯鲍姆说,如果剥去围绕义贼的地域性特征,留下的必然是自由与正义的梦想,以及英雄性的要素。罗宾汉的神话以及洪吉童传,充满了自由与正义的梦想。相反,在西部片或黑帮电影中,正义的梦想已被褪色,但英雄性要素被强烈凸显。义贼是决定贫穷之人、民众世界的诸多要素的象征记录。 义贼的生涯以及民众对他们的尊敬中,寄托着民众对自由与正义的渴望。因此对于义贼首领的死,民众不愿承认。所以义贼便如不死之身一般活在民众心中。“即便在没有正义的地方也能活下去、也只能活下去,但没有希望却无法活下去”——代言这种民众希望的人,就是义贼。也正因这一点,义贼才是普遍出现的历史现实。◇国内翻译:한길사刊 书评:李南姬(首尔大讲师·西洋史)
[照片]E J 霍布斯鲍姆(E J Hobsbawm) ▲ 1917年出生于亚历山德里亚。 ▲ 1933年移居英国。 ▲ 现任英国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历史系教授。 ▲ 87年访问韩国。 ▲ 代表著作:“义贼的社会史”·“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