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05-19 | 卓成万

元老如是说<16> <题字:道谷 金兑庭> “赠与、继承应彻底课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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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灿 可隆集团 会长 ·1922年8月5日生于庆北迎日 ·42年毕业于日本大阪兴国商业高中 ·44年修毕日本早稻田大学专门部政经科 ·57年创设可隆集团(株) ·58年 同公司专务 ·64年三庆物产代表理事 ·68年可隆集团商社(株)代表理事 年谱 ·71年(株)可隆集团(聚酯)代表理事 ·77年可隆集团会长 ·80年大韩篮球协会会长 ·80年大韩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 ·81年汉阳投资金融(株)会长 ·82年韩国经营者总协会会长 ·82年新高丽观光(株)会长 ·83年韩国纤维产业联合会会长 ·85年大韩高尔夫协会会长 ·89年经济团体协会长 “我现在的感觉就像登上了山。一步一步地走,历经漫长时间,如今终于站上山顶。实际上我非常喜欢山(中略)。不过我并不做正式的登山,也没有特别挑选的山。只是无论什么山,一步一步不慌不忙地走下去,必定会登上顶峰,这一平凡的真理令我喜欢,也在企业经营中多有借鉴。” 既不能看作原封不动继承父母所创企业的第二代财阀,也不能说是独力形成如今22家企业群的集团创业者,因此被财界称为既非“继承型”也非“自手成家型”的“1.5世型企业家”——这是李东灿可隆集团会长(71)在其回忆集《赚不如用,生不如死》中以山作隐喻描写的人生指标与经营哲学。 他的“山礼读论”仍在继续:“山,下山时比上山时更须小心。因为事故往往发生在下山途中而非登山途中。人活一世也是一样。所以说活得好不如死得好难,赚得好不如用得好难,不正是如此吗。” 政治应率先 57年4月,他与父亲李源万可隆集团名誉会长(88)、叔父李源千前源进集团会长(78)一同创设了可隆集团,77年1月摆脱三人共治的束缚登上集团会长之位。此间他历任大韩篮球协会会长、汉阳投资金融会长、韩国纤维产业联合会会长等职,现任韩国经营者总协会会长、大韩高尔夫协会会长、经济团体协会长,尤其“经总”会长一职已连任十年以上。 “起初我并不想接手,但碍于周围条件只能接受。再者,劳资问题最尖锐的时候辞任,会给人回避责任的印象,就这样一直干下来,如今已经十年了。不过本届任期结束后我打算退下来。既然担了责任,就只有尽力而为,绝无半点私心。” ——人们都说今天的状况是总体难局。政治上朝野双方与其说是讨论国家当面问题、寻求解决方案,不如说都耗在为大权而起的党派争斗上;经济也可以说充满了艰难的转型期难题。您认为为了经济,政治在此时应发挥什么作用? “我认为首先要从端正国民的精神姿态做起。如果国民能持续展现勤俭节约、储蓄的精神,经济问题就能轻易解开。不知从何时起,国民精神松懈的社会氛围日渐弥漫,而我们还不是富裕的国家。另外,我平时认为在教化国民方面政治的作用极大,但同时政府在施行行政时,也应更加立足于服务姿态,推行面向国民的行政。仅这两点若能先由政界解决,我认为政治与经济都可望稳定。” ——如果说当下经济界自身面临的最大课题,您会举出什么? “首先是经常收支逆差,把它转为顺差是当务之急。一句话,提高国际竞争力很重要,为此国民要抑制过度消费,保持勤勉的生活态度,企业则要各自强化自救努力。企业的自救努力无非是通过技术开发、扩大设施投资、改善工序等提高生产率;而政府也应更现实地正视工业品价格不涨、菜篮子物价和服务费用却大幅上涨的实情,以更强的意志,首先尽全力稳定物价问题。” 服务型行政 ——有人指出,政府的政策制定与预算编制中盛行迎合人气之风。从企业家的视角,您如何看待? “政府若没有明确的信念而过度迎合人气,迟早会产生别的副作用。政府认为正确的事,就应怀着信念积极而高效地推进。” ——历届政权中,“政经勾结”几乎成了普遍的词语,这是事实。您认为政治与经济理想的关系应是怎样的? “我认为政治与经济无法彼此分离。问题在于政经以不良意义相互勾结、各取利益的那种幕后交易行为,那种事绝不应该有。但为了让国民富足地生活,政经保持协作关系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大企业对今日经济发展作用极大,这是事实。但普遍看法认为,同样难以否认家族门阀式经营等负面影响。关于近来所有权与经营分离的议论,会长您的想法如何? “我认为这个问题在今后十年乃至二十年后会自动解决。但若过于急躁地人为解决,就会产生副作用。只要彻底征收赠与税、遗产税等,宽算二十年内,财阀企业也会自动成为国民的企业。” ——今年是可隆集团创立35周年,4月1日又是会长您的七十寿辰。与此相关,财界似乎已有人在预测“第三代接班体制”。这可以当作事实吗? 应戒迎合人气 “可以明确说的是,今年或明年都不是那个时点。不过虽说会是今后若干年后,也并非遥远的将来。我这话并不是说要等到判断继任者作为企业总帅完全成熟之时。达到一定程度的成熟,且周围也能自然接受时,就会实行。既已修完全部现代教育,年纪38岁,该长成的都长成了不是吗。只是他本人没走过险难之路,经验不足,可以说是在等这一点得到补足吧。” ——世评说会长您既非“创业者”也非“继承者”。您认为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 “从可隆集团创业之初我就与父亲一同工作,把企业发展到今天的规模也是我。不过在一般人看来,用继承者这个说法或许更方便。但严格来说,这属于父子共同创业的情况,所以第二代这个说法确实不合适。财界一部分人评我为‘1.5世’,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想这是非常恰当而有趣的表达。” ——对于政府的工资总额制和5%以内的工资上涨抑制政策,劳动者团体和在野党强烈反对,称政府此举是把当前经济危机归咎于劳动者的想法。 “坦率地说,反对工资总额制本身,我实在难以理解。我相信那是对5%涨幅太小的反弹,当然我也不认为这是雇主或劳动者都满意的水准。但我认为这是应从解开物价与工资恶性循环之环的层面去解决的问题。经济越困难,若能齐心协力该有多好,而现实并非如此,只能感到遗憾。不过我从未把经济危机的责任只归咎于劳动者。问题在于,大家是否应更积极地更现实地对这种经济危机产生共感,发挥出闯过难局的智慧。” 以登山之姿 ——想必您平时有经营哲学或座右铭…… “我常自负地认为,至今我做的是与自身分量相称的经营。所以我常用所谓‘登山式经营’这个说法,那也是从登山中学到的经营哲学——为了目标一步一步不勉强、坚持不懈地挑战。登山时若准备疏忽、勉强攀登就会很快耗尽体力,企业经营也在同样脉络中理解,我一直就是这样做的。座右铭是勤俭节约。我现在还在用纸的背面,青年时代穿的拖鞋破了就缝,已经穿了四十多年。”

雅号为“牛汀”,意为“池塘边的牛”。据身边人说,这是因周围人担心他性子急而劝告,他自己取的,已故新闻人崔锡采称好并推荐,故长期使用。牛汀出生于庆北迎日郡神光面牛角里一户耕种五百石的富农独子之家,但与出生时的家境不同,他的童年是在赤贫中度过的。因为后来作为企业家不如作为政治人物更知名的父亲李源万(可隆集团名誉会长、三连任议员)年轻时极好风流,几乎把财产挥霍殆尽。结果源万在牛汀读普通学校四年级时,把最后剩下的几亩田地也处理掉,一走了之去了日本。因此他还遭遇了交不出学费而从就读的普通学校中途退学的不幸。从富家主母沦落到靠做针线活辗转谋生的母亲的坎坷命运,到拉车挣工钱、当店员维持生计的少年牛汀的刻苦生活,正可谓“荆棘之途程”。就这样勉强读完普通学校的他,在15岁那年前往日本,是受在日本与叔父源千一同奠定事业基础的父亲之邀。在那里他一面继续学业(早稻田大学政经部),一面抽空积累经营历练。周围人解释说,直到70年代中期可隆集团经历内部纷争之前,源万、源千、东灿三人的股份完全均等分配,正是因为他很早就投身父亲与叔父的事业,共同把企业做大。 总之,光复后叔父源千留在日本,源万父子回国,父亲加入韩民党涉足政治,儿子则投身警界。然而这对父子在故国的新生活并不顺利。父亲后来虽做了三任国会议员,但在首次制宪议员选举中落败,伤心之余又返回日本;儿子在南大邱署保安科长任上遭遇大邱暴动事件,险死还生,却又染上当时席卷全国的疟疾,只得结束警察生涯。失业的牛汀凭借在日本的经验,在大邱设立了一家名为庆北机业的小公司。事业刚有起色,这次又爆发了6·25。他再度复职警界,担任负责后方剿匪的K特警队长。此时能重返警界,是因当时到大邱的内务部长官赵炳玉曾住在牛汀家中的缘分。 解开恶性循环之环 此前身在日本的父亲与叔父借6·25特需赚了大钱,他在父亲劝说下离开警界,一度坚定了参选之意,但最终因父亲“当选则败家,落选则败家丧身”的强力阻止而放弃,决心投身事业,一路稳步走到今天。 ——您也以极尽孝道闻名。是怎样侍奉父母的呢…… “母亲已经过世了,在世时我每天早晨都在母亲房里枕着母亲的膝盖躺下,给她念晨报,讲讲世事,再接过母亲给的一杯酸奶喝,那时真是幸福。现在想来,也难免后悔没能多尽些孝。父亲已卧病多年,我抽空就和妻子一起去探望。” ——今后有什么计划吗?若有心愿也请谈谈。 “有三件。第一,寻找并稳固一项可成为主力企业的新事业;第二,进一步夯实集团内公司的内实、强化体质;第三,若与北韩的经济交流活跃起来,我想凭借这些年的经验建设缝制、染色、织物、纱线等纺织工厂,帮助北韩同胞的衣着生活。” 文·卓成万 次长 摄影·韩光熙 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