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市场开放至少应推迟10年。’这是面对美、日等发达国家“年内全面开放出版市场”的压力,相关业界异口同声的呼声。 国内出版业的弱小与落后,从过去一年中6300多家出版社里有60%连一本书都未能出版,而仅一家大型出版社(东亚出版社)就出版了相当于全体出版量40%的图书,便可清楚看出。这一现象只能说是极为鲜明地表明,我国仅在出版量等外形上位列世界十大出版国之列,实则外强中干。 我国比西方早约200年,在1234年就已发明世界最早的金属活字,并创制了世界上最优秀的韩文,拥有辉煌的出版文化史。 一家独占40%出版量 然而,从日本引进现代活版印刷术的国内出版产业,历经日本殖民统治的黑暗期,光复后才正式启动,但与此后的经济增长相比发展速度十分缓慢,需求与供给也几乎全部局限于国内读者。 我国现代出版始于1883年(高宗二十年),自日本引进活版印刷设备设立博文局,当年10月发行《汉城旬报》。第二次是1885年培材学堂为基督教传教而设立印刷所。 其后进入1900年代,大量印刷设备得以配备,国内出版产业迎来黎明期。 在日本殖民时期留下不朽功绩的出版界先驱可举卢益亨。1907年他设立“卢益亨书社”,后将商号改为博文书馆,印行了文世荣的《朝鲜语辞典》、梁柱东的《朝鲜古歌研究》、《方定焕全集》等具有纪念碑意义的图书。 除博文书馆外,自日本殖民时期至光复以后留下显著足迹的出版人还有:1922年设立东明社的六堂崔南善、1923年设立杏林书院的韩医学者李泰浩、1928年设立正音社的外솔崔铉培、1931年设立三中堂的徐载寿以及永昌书馆的刘章烈、汉城图书的李昌翼、德兴书林的金基昉等。 如果把这些在日本殖民时期活跃的出版人称为韩国出版的第一代,那么自光复后即开始活动的出版人可视为第二代。 光复后创办出版事业或继承家业的第二代代表人物有:高丽文化社的柳明韩、乙酉文化社的郑镇肃、同志社的李大仪与白南弘、民众书馆的李炳俊、探求堂的洪锡禹、正音社的崔暎海、东明社的崔汉雄、国际文化协会出版部的金乙汉、大洋出版社的金益达等。 在1945年当时的49家、1946年150家出版社中,以40年历史最为悠久而自豪的博文书馆,光复后改称博文出版社,同时经营博文书店,并在钟路区仁寺洞设立大东印刷所,声势一时兴盛,但6·25战争后因大火开始衰落,到60年代末仅勉强维持。 六堂崔南善以“新文馆”之名设立的出版社兼印刷所东明社,发行了我国最早的周刊《东明》,并以文学、历史专业出版社的权威自居,后由六堂之子崔汉雄博士(前首尔医大教授)接手,自50年代起转向医药、数学、物理、工学领域的专业出版社。80年代初将名义转给孙子崔国柱(皮肤科专科医生),但据悉实际经营由其夫人李恩珠负责。 正音社是外솔崔铉培为刊行语法研究著作《我们语法》而设立,光复后由外솔长子崔暎海主持经营,出版了权德奎的《朝鲜历史》,继而由洪以燮任主编推出民俗杂志《乡土》,并以《正音文库》《朝鲜科学史》《韩文声音本》等国语国文学、国史领域的专业出版社确立地位。然而正音社因崔暎海社长承先父遗志开发的外솔打字机在电脑浪潮冲击下未能面世,债台高筑,陷入赤字泥潭。 博文书馆为先驱 正音社在1981年崔暎海社长去世后,由外솔长孙、崔社长长子崔东植(高丽大学教授)接手,转向单行本专业出版。曾与崔教授争夺经营权的外솔三子崔哲海于1982年设立正音文化社,分家经营,主攻全集类图书。 曾经营古书店的徐载寿创办的三中堂,在60至70年代凭文库本与全集类图书大幅扩张,但1978年徐社长去世,继任的儿子徐健锡社长也于1985年离世,自此开始走下坡路。徐健锡的遗孀赵美龄接手经营,推出《三中堂最佳文库》等力图重振,但最终于1990年12月转让给万里洞市场代表李敏哲,如今仅维持名号。 1923年李泰浩设立的出版社兼韩方书籍专门书店杏林书院,经其子李成模之后,于1973年由主修经营学的孙子李甲燮社长继承,改称杏林出版社,经营品类也由韩方转向文学及社会科学领域。 光复后创业的第二代出版人也都年事已高,或已离世,或退出一线,将经营权交给第三代。 如今已成为斗山集团子公司的东亚出版社,1945年9月由金相文社长以东亚印刷社起步,凭《东亚全科》《东亚练习册》《完全征服系列》等学习参考书跃居业界前列。1957年以国内首次活字改良掀起一大风潮,印刷及出版界由此进入设备改革的阵痛期,但这最终成为60年代盛行的大型全集类图书制作的基础。 东亚出版社创办人金相文社长出版了被视为国内出版史上最大规划的《东亚原色大百科辞典》,却因此债台高筑,最终转手给斗山集团。 1945年12月由闵丙焘、郑镇肃(现会长)、尹石重、赵丰衍在钟路2街永宝大楼三层共同设立的乙酉文化社,附设朝鲜儿童文化协会,1946年2月创刊《周刊小学生》,同时开始单行本出版,直至今日仍引领出版业界。 金源大会长1946年4月在大邱创业的启蒙社,已成长为拥有8家子公司、3000多名成员的出版企业。现任经营者为金俊植社长。 1953年9月创办一潮阁的韩万年社长至今仍作为业界元老健在。 开启文库版时代 然而50年代中期,出版人在财政困难、用纸短缺、制作费上涨、图书折扣率提高、购买力下降、库存积压等种种恶劣条件下陷入重大危机。 即便如此,民众书馆凭《袖珍辞典》奠定成长基础,乙酉文化社推出朴钟和的《壬辰倭乱》,正音社凭郑飞石的通俗小说《自由夫人》而生机勃勃。此外1957年乙酉的大辞典、1958年学园社的《科学大辞典》《大百科辞典》出版,外销取得成功。 从1960年3·15不正当选举与4·19革命,到1961年5·16政变的混乱期,不良商业投机再度抬头,《挽歌》《你的名字》《人间的条件》等日本书籍被竞相盗版出版,抹黑了民族自尊心与主体性。 1976年国内出版量突破1万种,达到1万3000种。作为正式成长期的70年代,还出现了崔仁浩的《星星的故乡》、韩水山的《浮草》等畅销书,为扩大读书人口作出贡献。但调查结果显示,生活艰难的工业区女工读书量多于女大学生,令人苦笑。 80年代出版界的特征是百万册以上畅销书的出现,以及部分出版社快速成长带来的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现象加剧。此外,顺应由读的时代转向看与听的时代,“看的书”登场,录像开发与电脑编辑时代开幕。 贫富差距加剧 80年代如彗星般出现在出版界,目前年总营业收入规模达1200亿韩元、稳居领先地位的出版人是熊津出版社尹锡金代表。他1983年以员工40人、资本金7000万韩元起步,出版《儿童村》《熊津IQ》等儿童学习教材,实现持续高速成长。 金星出版社(代表、出版文化协会会长金洛骏)也走过与熊津集团相似的成长历程,被列为国内三大出版社之一。 此外知名出版人还有民音社的朴孟浩、汎友社的尹炯斗、悦话堂的李起雄(出版合作社理事长)、知识产业社的金京熙、汉吉社的金彦镐、文艺出版社的田炳晳,以及金荣社的朴恩珠,和父子出版人——夏书出版社的金相郁、志经出版社的金炳准、志学社的权炳壹等。 出版业界如今年发行2.5亿册、营业收入达1万2000亿韩元,外形上已跻身世界十大出版国之列。然而6000多名出版人仍肩负着企业化、信息化、国际化、协同化的共同课题。<特别采访组> 黄源甲(特辑休闲部副部长、组长) 金仁模(政治部记者) 李世正(经济部同) 朴性泰(社会部同) 文周镛(同) 李贤雨(产业部同) [照片]◇郑镇肃 [照片]◇金相文 [照片]◇韩万年 [照片]◇尹炯斗 [照片]◇金洛骏 [照片]◇李起雄 [照片]◇尹锡金
1992-05-15 | 黃源甲,金仁模,李世正,朴性泰,文周鏞,李賢雨
[韩国人脉 根深的派阀社会…解剖其实体] >64< 卢益亨·外率 日帝统治下引领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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