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05-12 | 卓成万,韓光熙

[元老说] <15> “历经千辛万苦将美军撤出降至最低,深感欣慰” <题字:道谷 金兑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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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谱 ·1913年11月11日生于庆南忠武 · 38年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学部 · 38年通过日本高等文官考试司法科 · 46年开业执业律师 · 49年任驻檀香山总领事 · 61年任驻英大使 · 62年任驻菲大使 · 63年任外务部长 · 64年任驻联合国大使 · 70年任总统外交事务特别助理 · 71年任外务部长 · 73年任统一院长官 · 74年任驻英大使 · 77年任驻美大使 · 81年任韩国红十字会总裁 · 86年任韩英协会会长 · 88~89年任首尔奥运会运动员村村长 · 89年任统营文化财团理事长 · 90年任首尔和平奖委员长(著)《希望与挑战》 “我一直是想着今后二十年要做什么而活过来的。现在也一样。每天早上睁开眼,总会想‘从今天起的二十年后’。这样一来,就会感到全身的细胞都清爽起来、活跃起来。” 再过七个多月就将迎来八十岁的前外务部长金溶植(79岁)认为,“健康在精神因素上比肉体因素更重要”,这是他独特的养生秘诀。 在首尔紫丁香的香气仍萦绕鼻端的五月第二周周末午后,记者来到可将汉江与首尔一览而尽的汝矣岛63大厦63层,金溶植法律事务所。 以外交报国32年6个月,在建国次年的49年1月投身于这个如荒原般的国家外交界,至81年7月以驻美大使为最后职务退出现役的金氏,可谓名副其实的韩国任职最久的职业外交官,也是一部活的外交史。 退役后他历任大韩红十字会总裁、首尔奥运会首任委员长,现任首尔和平奖委员长、世界韩民族体育大会委员会委员长、韩英协会会长、高丽大学理事、忠武文化财团理事长、统一顾问会议议长等职,同时作为主要承接国际问题咨询的元老律师活跃于业界。 外交官生涯32年 ——包括两度出任外务部长,过去32年您走过的是外交官这条专一的人生道路,您如何比较初期与现在? “真可以说是天壤之别。首先建国当时韩国在经济上还未能独立,如今已实现近乎奇迹的经济增长,国力强大到足以讨论民族的真正统一。外交界同样与当年天差地别。如今设施出色、预算充实,外交活动与外国相比毫不逊色,但那时既无房舍也无友人,就像旅人向陌生之地启程,在黎明的路上拨开草丛前行。提着一只皮箱赴任,就得忙着四处找房子。一句话,我们是以国师的心态努力奔走的,但确实艰难。” ——在以驻美大使时期经历为基础、主要记述对美关系的您的回忆录《希望与挑战》中,您写到国际政治的潮流大体以十年为周期发生变化。这一说法的依据是什么? “这与我们的俗语‘十年江山也会变’是同一脉络。人为地划分漫长岁月本身或许是矛盾的,但大体上重大事件或新潮流每隔十年左右出现,是迄今的通例。进入80年代东西方紧张一度似有升高,而到90年代却突然进入解冻气氛,这是最重要的例证之一,我们的情况也相似。45年前政府成立,经历了数次政权更替,如今看来,正如第一共和国、第三共和国、维新政权或第五共和国所显示的,变化大体都是在十年前后发生的。” ——如今一些人对韩日邦交正常化会谈中的索赔金额和时机等仍争论不休。您作为初期的核心成员,所见所感应当不少,当时会谈的背景或基本构想是什么? “我奉李承晚总统指示自初期起参与,历经六年韩日交涉。当时李博士提出的要求条件共八项,包括壬辰倭乱后日本掠走的文物、朝鲜银行所有的黄金、旧地图、存于日本银行的劳工工资等。不过,会谈的正式议题是在日侨民的国籍待遇问题、两国间清算关系、渔业权问题、基本条约、船舶归还等五项,其中最困难的是财产请求权和渔业权问题。 韩日会谈框架变质 因为日本反过来向我们主张反请求权,要求归还除中央厅等公共建筑之外所有日本人的个人财产。此后65年韩日问题正式解决,但其框架是建立在57年达成的并非‘赔偿’而是‘恢复原状’的原理之上的。如今感到遗憾的是,会谈若能早成七八年,我们本也能搭上60年代世界性的特殊繁荣。在这一点上,李博士虽是彻底的爱国者,但对现代化的感觉不足,令人无法摆脱惋惜之情。” ——记得78年围绕所谓朴东宣事件,韩美关系陷入深深泥潭时,您从驻英大使急调为驻美大使。若有当时不为人知的故事,请谈一谈。 “当时朴总统让我立刻辞去英国职务前往华盛顿,我便去了,但那时美国所有媒体早晚都在痛斥‘韩国是用金钱收买国会议员的国家’,实在令人窘迫。雪上加霜的是,新任卡特总统还以人权受侵害为由威胁撤走驻韩美军,弄得我几乎无法安睡。为解决这些,我背起行囊,把美国主要报社、广播公司的编辑局长和报道局长一个不漏地逐一拜访。所谓至诚感天,跑得多了,后来情况稍有好转。我也执着地劝说卡特总统‘若一定要断然撤军,也请先到韩国看看实情再定’,终于在79年6月30日于首尔举行了朴—卡特会谈,结果只以部分撤军收场。 赴日本的联络船上 关于朴东宣的国会作证,我国政府最初的立场是不派他去,但我主张‘站上证人席更好’,于是照此办理,我相信这在结果上对日后营造首脑会谈的气氛也起了决定性作用。” 号秋汀。1913年生于庆南忠武一个延续四百年的小地主(金采镐)家庭,为二男一女中的长子。 直到年岁稍长进入首尔中央普通学校之前,他每天黎明都被虔诚的基督徒父亲牵着手登上附近的每日峰,在父亲做晨祷期间,他便按嘱咐目睹日出所造就的大自然庄严景象度过时间。 他就读中央普通学校时正值光州学生运动等反日运动日益激烈之际,在校五年间经历了三次同盟休学,据他后来所述,这一系列事件似乎是使他的社会意识、民族意识觉醒的因素。怀抱青云之志的他中学毕业后未经父母许可便奔赴釜山,在那里登上了开往日本下关的联络船。 历尽艰辛进入日本中央大学法学部,但读书并不如最初决心那般用功,一度翻阅《经济学人》等外国杂志,精神上有所彷徨。后来临近毕业,忧虑骤然袭来。自此他埋头突击苦读,“运气好”地通过了日本高等文官考试司法科,开始走上法律人之路。 与日后成为天职的“外交”结缘,始于政府成立后不久的69年2月,他成为出席在菲律宾举行的国际会议的特别使节团一员。 非成员国的悲哀 “恩师卞荣泰先生(已故,前外务部长)当时任高丽大学教授,他从李承晚总统那里获得菲律宾特使身份时叫上了我。是以法律顾问的身份,其过程颇为有趣。那时我在基督教青年会旁边开着律师事务所。有一天被任命为总统特使的卞长官偶然到基督教青年会大楼里的朋友办公室,正苦苦思索带谁一同去马尼拉,无意间把目光投向窗外,看到在学校时英语很好的我的事务所招牌,便立刻联系了我。这便成了我踏入倾注一生的外交界的契机。” 此后他的官运可谓一路无风。从菲律宾归国后即被任命为驻香港总领事,由此起步,历任驻菲、驻法、驻联合国代表部公使,驻英大使更是两度出任。他还两度担任外务部长(63年、71~73年)、统一院长官(73~74年)、总统特别助理等职,最后以驻美大使身份退出公职。 金氏声望尤为突出的是驻联合国大使和外务部长时期。以自由裁量方式提交韩国问题、推迟讨论、不予提交、东西方合意声明等,周密引导剧变中的联合国对策,正是在那个时期。 ——对最近的北方外交和南北韩同时加入联合国,您想必感慨颇多。 “一句话,感慨万千。73年6月23日所谓的‘6·23宣言’,就是我第二次任外务部长时主张‘南北韩共同成为联合国会员国,并依互惠原则向共产国家开放门户’而出台的,去年才终于结出果实……听着卢总统的演讲,我忽然回想起七年的联合国大使时期。七年间每次走进没有太极旗的联合国大楼时感受到的‘心痛’与‘悲哀’,也如走马灯般掠过。” ——长期从事外交官生涯,您认为外交官应具备的素质是什么? “外交官的素质我列举三点。第一是‘常识’(Common Sense),第二是‘勇气’(Courage),第三是‘自信’(Confidence)。这三点我在结束33年漫长航程时,曾在后辈们为我安排的一次聚会上讲过……传统上谈到外交官素质,也会举出诚实、准确、公平、忍耐力、谦逊,以及对国家的忠诚心。” 有人称他为“官运的公人”“外交的活见证”,但有时也会听到他是过于细密、过于谨慎的公人这样的说法。然而有一个明确的事实是,在长达35年的漫长职业生涯中,他连一天的休息时间都未曾允许自己享有。 他也被并称为另一位“YS金”,因此他的座右铭给人的启示不少。 “人生中没有容易的事。但对既定之事竭尽全力便是最好的”——这句话与他“外交是可能之事的艺术”的外交定义也一脉相承。 李博士的严厉责备 ——若有印象最深的外交官或政治家…… “印象最深的是曾任驻日大使的前美国国务部长罗伯特·墨菲。他作为公职人员的献身姿态、危难之际的勇气、敏锐的判断力,尤其是他对祖国的忠诚心,即便以同为外交官的立场看,也让人不由得低头敬服。” ——回顾起来,最有成就感的事和最痛苦的事是什么? “感到有成就感的是57年韩日邦交正常化会谈时让日本人放弃对韩请求权,以及使卡特放弃单方面撤军并了结朴东宣事件等。相反困难之处是,与日本谈判时日本人抱怨说我太强硬,而当时李博士却责备我太软弱,弄得我两头受气。” ——闲暇时您如何消遣? “主要是读书。最近在读尼克松的《不要错失时机》(Sieged the Moment),是一本对我们也很有必要的、写得非常好的书。” 四年前失去夫人朴景姬女士(主修女高音)后,一直独居于华克山庄公寓的秋汀,指着办公室墙上故乡忠武油画中的一处。“这里是我上过的幼儿园……世界上最美的港口,我的故乡……” 在这忽然回归童心的感伤表达中,他留下了令人思索其退休生活的长长余韵。 文·卓成万 次长 摄影·韩光熙 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