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05-08 | 朱學中

[经济课堂] 日本克服日元升值的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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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80年代后,世界经济整体陷入萧条、英语圈发达国家长期贸易逆差、发展中国家无力偿还外债等使世界经济运行陷入困难,七个发达国家(G7)的首脑与财长等便自任重担,依据经济原则通过政策协调来实现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复苏这一艰难任务。在G7的这类政策协调中,最具代表性的例是1985年10月在美国纽约达成的所谓广场协议,即为消除世界贸易收支失衡和不断累积的贸易逆差,对贸易顺差国的汇率进行大幅升值的举措。 85年升值幅度达40% 从国际经济学理论看,广场协议是一个简单明了、符合常识的处方:40%以上的大幅日元升值会使日本商品的国际价格随汇率升值幅度上升,立即产生削减出口的效果,而对日本的出口则因同样理由增加,贸易顺差大幅减少,从而可以纠正国际收支失衡。然而当这样的理论处方应用到经济现实中,出现的结果正如我们所熟知的那样:日本以日元计价的出口有所减少,但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反而增加,到1987年为止享有史上最高的贸易顺差;此后贸易顺差虽逐渐减少,但广场协议所意图的贸易收支均衡至今仍遥不可及。这样的历史记录再一次暴露了经济学家问题意识与处方的局限,并提示唯有具备与实体经济同呼吸的现实感,政策处方才能收到成效。 违背经济外交惯例、G7战胜国针对日本作为露骨报复手段之一使用的日元急剧升值这一直接打击,日本能够避开的秘诀是什么?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的打击落空的第一个原因,是出口对日本经济的重要性比想象的低。一提日本,一般常识都把它列为出口主导型高速增长的代表性例子,但当时日本的出口依存度仅为13%。因此汇率升值的压力若施加于比日本出口依存度更高的我国(1990年为27%)或台湾(44%),可能更为有效。出口依存度低时,在同等经济实力与竞争能力下,把降低成本的努力集中于占比较低的出口产业,达成预期目的要容易得多。事实上在国际贸易现场,只要不触及反倾销,制造成本中的固定费用由国内市场收回,出口价格高于可变成本即可维持核算,这种变通做法被广泛援用。 能够克服日元升值的另一个原因,是随着日元升值,日本进口的原材料价格以更大幅度大幅下跌。80年代后期国际商品市场行情中,包括原油在内的初级产品价格持续缓慢下跌,日本的进口单价指数从1985年的100降至1988年的52.7,几乎减半;而出口单价指数则由1985年的100降至1988年的77.5,相对较高,显示进口原材料价格下跌部分抵消了日元升值的效果。 物价稳定也是一大助力 固定汇率制度要收到实效,须使反映两个被比较国家生产率变化的物价变动维持在相近水平。若一国的年度生产率提升与物价稳定明显优于他国,并在中长期内累积,则可视为在累积部分上产生了汇率升值的余地。自1971年所谓尼克松冲击(Nixon Shock)导致日元升值之后,到1985年美国的批发物价指数上涨2.6倍,而日本仅上涨2倍,这一期间日元的购买力比美元多出约30%,也就具备了相应的汇率升值空间。这一余力首先吸收了日元汇率升值的冲击。 事实上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日本与台湾惊人的出口业绩固然大大得益于政策当局与出口商的强劲推动力,但学者们往往忽视了更重要的一点:物价上涨低于出口对象国,使汇率实质上贬值,从而促进了出口。相反,我国的情况遗憾地正好相反,一直采用连汇率实质升值效果都以出口诱导政策加以补偿的勉强的出口主导政策。 解释日本克服日元升值冲击这一奇迹的另一重要因素,是日本出口中相当一部分属于非竞争性出口,与价格无关地以垄断寡占状态支配世界市场,对这类出口品因日元升值带来的价格上涨由进口需求方额外承担。例如电视台用便携式摄像机的世界市场份额中索尼占绝对优势,即便日元升值使价格上涨几成,也因无法找到替代商品而只能承受进口价格上涨。 对日进口国受打击 此外,从精密机床、尖端产业产品、半导体、机器人到特种船舶,需要日本尖端产品的外国需求方都不得不以美元支付更高价格而承受不利。由此,1985年以后日本的出口以日元计价绝对额一度减少,1989年后有所增加,而以美元计价则持续增加;日本所谓竞争性出口企业克服日元升值冲击,则需要相当长时间的非常努力。这类企业的母公司与承包企业为了生存,自发协同展开按工序、按零部件的降本努力,承受短期损失而持续确保出口渠道。于此,众所周知,即便在日本企业国际竞争力相对较弱的厨房用具产品上,也通过生产工序合理化与生产成本削减,数年内重新夺回了国际竞争力。由此日本完全克服了广场协议带来的日元升值冲击,持续保持了长期贸易顺差国的地位。 通过克服1985年日元升值的冲击,日本得到了什么,而强加此举的西方发达国家失去了什么?日本在付出刮骨般结构调整的代价重获国际竞争力之前,就已因日元升值一举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经济大国。因汇率升值,以美元计的国民生产总值规模由美国的三分之一升至过半水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由1985年美国的三分之二水平,在1986年达到与美国相当的水平,并自1988年起达到超越美国的水平。由此,日本凭借日元升值带来的庞大国内储蓄,热衷于在世界各国购置房地产,并迅速转型为世界金融市场上世界第一的投资国。被强加的日元升值给日本带来的经济回报有多大,恐怕连支撑广场协议的高级智囊们也未曾料到。 迅速崛起为经济大国 另一方面,主导广场协议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损益表如何?所谓利益,只是对日贸易逆差一时减少,以及日本在外币计价有价证券投资中产生的无名分汇兑收益这类微小得益;而失去的,不仅是突然把日本这一竞争国培养到更大规模,还露骨地丧失了对外经济政策的道德性。这里所说的政策道德性问题,指的是广场协议所隐含的不道德性:以每美元约240日元水平借入的对日负债,要以每美元约130日元偿还。事实上,无法以经济基本原则解释的英语圈发达列国的经济困局,从丧失经济伦理与道德性的角度看,需要深刻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