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04-25 | 崔元龍

追求“全国土首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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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首都圈政策正显现出摆脱单一物理性集中抑制措施、转向通过开发首尔邻近地区实现实质性、阶段性分散战略的迹象,引发微妙反响。 如此一来,此前因开发抑制政策而成为首都圈内欠发达地区的开发保留圈(汉江以北地区)和自然保全圈(加平、利川等京畿道东部地区)将被优先开发,首都圈政策迎来重大转折,备受关注。 建设部等政府有关部门之所以出现这一方向性转变,是因为自1964年以来虽大力推进首都圈集中抑制措施,但首都圈集中反而日益加剧。集中抑制措施越多,越是提高首都圈的稀缺价值,反而诱发集中——这一悖论式现实正是佐证。 实际上首都圈人口从1966年的690万人增加到1990年的1860万人,占全国人口比重反而由23.6%上升至42.7%,证明各类集中抑制及分散引导政策完全未能发挥效果。 这是因为历届政权当政者一直主张的“地方开发”仅停留于空洞口号。“既然如此,与其推行只讲名分的非现实政策,不如从具备与首尔最相似条件的地区开始优先开发,以取得阶段性、实质性的分散效果”,这可以说是新首都圈政策的核心。据此,有观点认为开发的第一目标应是能够立即显现分散效果的首尔近郊和地方大城市。 现行政策的问题 抑制首都圈集中及人口分散,是自1960年代以来所有政权当政者都极为关注并推进的课题。因为各类产业体和人口日益涌向首都圈,引发城市问题,最终因过度集中带来的不经济因素,导致我国经济整体竞争力下降。 这种首都圈集中度仅从各项指标即可一目了然。大企业总部96%、存贷款额67.5%、乘用车62.3%、行政管理职从业者61.3%、矿工业从业者47.1%、大学生42.2%,分别集中于首都圈。 尽管政府推行集中抑制措施,首都圈过密却更加严重,一言以蔽之,是因为把各种权威、资金与便利统统留在首尔,只在口头上提出地方开发。掌握权力与金钱的权力精英稳坐首尔,却只想拦住为谋生而新迁入首尔的人——这种维护既得利益式的思路,使首尔成了“更高之处”。 因此,即便制定了各种地方开发计划,一旦首尔交通堵塞,政府预算立刻投入首都圈交通网建设,“把地方建成宜居之地,使人们不必非上首尔”的政府政策往往沦为空洞口号。 实际上在第二次国土综合开发计划期间(1982~1991年),政府将国土规划目标定为“人口在地方定居与缓解首都圈过密”,在通过各地区经济圈设定推进地方开发的同时,还制定并实施了《首都圈整备计划法》这一强力集中抑制法令,但结果显示集中趋势丝毫未得缓解。若无“思路的大转变”,这种状况在以“形成地方分散型国土骨架”为口号的第三次国土开发计划期间(1992~2001年)也只能重演。 新首都圈政策 一言以蔽之,主张不应只是空发漂亮的纸上空谈,而应先承认首都圈的现实存在,再寻求解决方案。 这基于一种现实认识:在财富、权威与各种便利集中于首都圈的情况下,“无论怎么喊迁出,也没人会走”。围绕抑制首都圈集中,人人赞同总论、一到分论便利害分歧,也是因为“我留下,你出去”的利己主义。 因此,无论如何高喊地方开发,决定此事的人都住在首尔,地方开发实现可能性渺茫,而且打造新的地方据点需要巨额财源。特别有观点指出,随着我国政治呈现地域对决局面,占全国人口42.7%的首都圈人口在各类选举中行使决定性一票,把首都圈放在一边而将地方开发置于优先顺位本身已几乎不可能。 据此,新首都圈政策的主要内容是摒弃缺乏实效的单纯物理性管制,从首尔周边开始开发,逐步把开发热度向地方扩散。 例如,在首尔的“高度”为100米、平泽为80米、忠北南部地区为10米的情况下,若要营造与首尔相同的条件以引导分散,理论上应优先选择较易实现的80米地区,而非10米地区。即以较少财源把平泽提高到与首尔相同的100米以引导分散,随后依次把安城、天安垫高至100米,最终把全国大部分地区提升至100米高度。 新首都圈政策论者主张,通过“全国土首尔化”自然引导地方分散,但考虑各项条件,必须从首尔周边和地方大城市着手才具有实现可能性。 【记者 崔元龙】 [图表] ◇首都圈集中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