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04-23 | 宋河植

[周四连载 米] 土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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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与劳动、资本并列为生产三大要素,但在供给受限这一点上与其他生产要素有很大不同。 特别是在农业领域,土地的效用价值具有绝对性,土地代替了资本,其面积甚至决定了劳动人口。 因此,封建领主以广袤土地作为财富基础而割据一方,早早确立中央集权王权的韩国历代王朝也将土地视为绝对权力的源泉而加以重视。 《三国史记》《高丽史》《朝鲜王朝实录》等各类史书都详尽记述了当时的土地制度,可以说王权变迁史就是田制改革的历史。 新王权的出现伴随着革命势力之间的论功行赏,高丽时代的田柴科、朝鲜的科田法即为其例。贵族社会崩溃之后,政权更替也会产生新的土地制度:日本强占期有朝鲜土地调查事业,光复后南韩有农地改革,北韩有土地改革。 身为贵族社会的三国时代、高丽、朝鲜的土地制度,与为统治权力层供给薪粮的俸禄制度密切相关。当时的被统治阶层生活在向地主缴纳一定土地租金(小作料)的严格阶级社会重压之下。 那么,如今耕者有田的自耕农体系起源于何时?土地制度混乱的高丽末期,统治阶级占有庞大私有地,称为“农庄”“庄田”,地主向耕作农民征收收获量的50%。 然而,身为讨明军一员的李成桂在鸭绿江口威化岛回军、掌握军政后,其追随势力开国朝鲜,并大举实行田制改革。李太祖的田制改革解放了依附于高丽“农庄”的耕作农民,以征收收获量10%作为赋税取代原先50%的小作料,从而确立了国家的收租权。据《太宗实录》《世宗实录》等记载,李太祖的土地改革因革命主导势力与地方土豪不配合,半个世纪后即趋于涣散,但为朝鲜初期确保财政稳定、催生灿烂文化提供了原动力。 当时本就薄弱的自耕农随着科田法施行的敷衍了事而沦为佃农贫农,小作料也升至收获量的30%,壬乱之后人口急剧增加、土地需求上升,与高丽末期相同的50%高率租佃地带又得以复现。 李栗谷的《东湖问答》(1569年)曾警告当时土地制度的混乱与国力的衰退:“数年之内百姓必将起鱼烂(暴动)而致土崩(瓦解),若有外侵,必如疾风扫落叶。” 日本朝鲜统监府在接手王室所有土地与负债的同时,以掠夺土地为目的实施朝鲜土地调查事业,将12万7304町步国有化,并以其中水田1万2523町步等共计1万7714町步出资,设立了殖民掠夺企业东洋拓殖公司。此时日本人在韩国境内首次实施三角测量法,将传统土地面积单位“结”改编为近代测量单位“町步”,至今仍是地籍制度的基础。 《朝鲜土地调查事业报告书》(1918年)显示,当时全国耕地面积为水田154万6000町步、旱田279万1000町步,合计433万7000町步。 考虑到目前南韩为210万町步、北韩为230万町步、合计440万町步,这说明当时日本帝国为增收土地税,把所有耕地都毫无遗漏地掌握了。 光复后的土地改革,先是美军政当局在1948年5·10大选前出售原属日本所有的归属农地,随后北韩于1946年实施无偿没收、无偿分配的土地改革,南韩则于1950年推行农地所有上限3町步的农地改革。 光复后的土地制度,无一例外都是为创出新政权而产生的产物。 金圣昊博士(农村经济研究院)主张:“1950年的农地改革削弱了以地主为中心、作为韩民党势力基础的湖南势力,并在6·25之后造就了庞大的军部与资本家群体,形成了今天岭南势力占优的政治格局。” 归根结底,土地过去作为农业之大本,是重要到与政权兴亡同轨的经济要素。 【宋河植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