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整个社会都被总选、大选等政治漩涡所裹挟,在解决经济问题的努力上略显松懈。职场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会长金寿鹤)为尽快收拾松散的社会气氛、找回经济与社会的健康活力,作为自律革新运动的一环,21日下午在禾谷洞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大礼堂举办了“流汗工作的职场人”讨论大会。在有职场、团体、职员一千余人参加的本次讨论会上,首尔大学教授金璟东以《经济复苏与劳动精神》为题作了主题演讲,包括本报编辑局长金曙雄在内的各界人士7人围绕经济复苏与劳动精神的对策展开了热烈讨论。现将金璟东教授主题演讲内容摘要如下。【编者注】 我们已经太频繁地听到“总体难局”“经济危机”这样的说法,但听到这些话后,与其说是有所觉醒,不少情况下反而只是加重了社会不安。这是因为国民对意图渲染危机意识的当局或当事者缺乏信任。 这就像那个谎称狼来了、最终大吃苦头的牧童寓言一样的情形。 但明确的是,我们确实面临着足以称为危机的困难局面。 社会各个角落都有崩坏的征兆,而经济难题则严重得多。 年均达8~9%的经济增长,若剖开其内容,实则空虚,充满了奢侈性服务产业与内需扩大;物价一天一个样,求职人数增加,而真正需要用人的岗位却无人可用。工资上涨、高利率等削弱竞争力的因素层出不穷,出口低迷而进口增加,倒闭破产的制造企业不断增多,股市也日益不安。 我们承认当前状况是“难局”,是因为有要智慧地战胜它、重新站起来的坚定决心,而不是要给国民不必要的恐慌。这是为激发积极思维而发出的警示之声。 我们应采取的态度是展现谦虚反省的姿态,而对危机认知妄加指责,说成是无端的威胁或装腔作势的歪曲批评,则应予避免。 危机的根源 我们究竟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让我们从工作姿态、劳动精神的反省中寻找原因。 第一是所谓的回避“3D”现象。这是对尽量不做脏活、累活、危险活这种态度的形容。 其余波是,年轻劳动力不仅从制造业流向轻松赚钱的服务业,甚至流向享乐产业,而且也对工资体系造成冲击。 第二,即使来到工作岗位也不努力工作。混时间、拿工资就行的安逸态度蔓延,不仅生产率下降,产品质量也出现很大问题。 这说明我们社会的劳动意识发生了变化。 原因是什么?首先,随着我们社会经济状况改善,缩短劳动时间、享受闲暇的欲求高涨,把工作视为闲暇与生活乐趣手段的发达国家型生活方式扎下了根。 另一个原因是,我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没有与经济发展相应的政治民主化,增长最大化带来了贫富差距扩大,其结果对劳动意识产生了负面影响。 不满势力受左派激进理念浸染,认为再努力工作也只是劳动者被剥削、资本家获利,从而降低了劳动意愿。 此外,这种理念倾向促成了过激的劳动争议,而这又反过来损害了企业家的经营意愿。 当然,这些事态并非都是劳动者一方的责任。 政府单方面维护企业利益,企业在政府庇护下对劳动者的牺牲漠不关心。 更何况,作为经济政策盲点的房地产价格暴涨问题,使劳动者产生无论多努力工作和储蓄也难以拥有自己住房的绝望感,这也成为劳动意愿减退的原因。 部分腐败官僚、有问题的政治人、热衷政经勾结、一味追求私利私欲的企业人,使一般国民对精英层的不信任达到严重程度。 今后的课题 这一难题该如何解决? 总体难局并非几十名企业人或某家工厂几千名工人流汗工作就能克服。 我们社会整体必须谋求全面的质的转变。 首先,政治圈应真正致力于为国利民福的政治,提出关于民族未来的愿景。唯有如此,国民才会信任,并能守住自己的岗位。 企业人与经营者也需要率先垂范,以救活并壮大国民经济的决心,使劳资关系正常化,积极投资技术开发,带头推进经营合理化。 由于对既得权层的不满与不信任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社会矛盾与劳动精神的退步,企业人、政治人必须先改变。 劳动者层也必须改变。即便过去遭受了相当的不利,也应摒弃无理索取补偿、以过激方法达成目的的态度。 我们社会蔓延着无条件的平等主义,无产者无条件谴责有产者,对社会发展毫无帮助。 最重要的是,所有人都要努力研究并实践:如何使个人利益与企业或国家这样的集体利益相一致。 工作的价值感,不是从回避工作却要获得最高报酬中找到的。 当竭尽全力工作时,在获得对个人及其家庭的物质报酬的同时,还能从工作本身感受到喜悦与成就,这才是真正的工作价值感。 为了重生为引领21世纪新文明的伟大民族,我们所有人从现在起就应齐心协力,做忠实于自己本职工作的国民,各就各位。 【整理=禹源河记者】 [照片] 金璟东教授
1992-04-22 | 禹源河
[研讨会现场]“重振劳动意愿 经济才能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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