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称之为人权律师团的司令塔,因此在野法界人士亲昵地称他为“人权队长”,另一方面,“反体制人士”、“歪脖子律师”之类的标签又如商标般紧随其身——这就是凡下李敦明律师。 在紧急措施与笔祸事件层出不穷、看不到尽头的那段阴暗岁月里,他接手清溪川服装工会事件、基督教学院事件、李泳禧·白乐晴教授事件、吴元春事件等一系列重大时局案件,与之同呼吸,最终自己也身陷囹圄。至今他仍被誉为“这个时代难得兼具良心与勇气的法界人士”。 身为虔诚天主教徒的凡下,洗礼名是托马斯·莫尔。虽说是朋友取的,但不用天主教惯例中的圣人之名,偏偏以16世纪为了“正义”毫不犹豫走上断头台的《乌托邦》作者托马斯·莫尔作洗礼名,仅此一事便足以读出他的与众不同。 起初推辞校长之职 去年9月,他辞去曾吸引世人瞩目的任期3年、首次直选制朝鲜大学校长一职后在家静养。我们在紧邻青瓦台的昌成洞(钟路区)自宅见到了他。 ——最近身体如何?听说前不久做了手术,住进了首尔大学医院。 ‘从去年底起下颌部位得了骨髓炎,住了好些天医院。出院之后每天早晨到仁王山散步,正逐渐恢复往日的健康。周末也继续坚持已有30多年的登山。’ ——辞去校长已经8个多月,律师业务重新开始了吗? ‘辞去校长后一直跑医院,还没开张。想看情况再回到以前共事的第一合同法律事务所(权铉锡·金济亨·李键浩律师)工作,不过法律业务一旦有3~4年空白,就会出现种种障碍,所以也有些担心。’ ——您与教育界毫无渊源,出任朝鲜大学校长的背景是什么?您本人也希望如此吗? ‘绝无此事。起初我强烈反对。我说该做自己能做的事,官帽不重要,能力才是问题;我绝非合适人选,而且财团首先就不会选我,文教部也不会批准。可他们几十次上门强劝,最后文教部竟也批准了。无奈之下只好勉为其难地答应了。教授和学生之所以执意推举我,据我所知是看中我名义上一直进行民主化斗争这一点,加上故乡在那里,而且晚年又是从那所学校毕业的。’ ——3年任期中艰难之事想必不止一两件,其中哪一段最为吃力? 李哲揆事件是大关口 ‘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自己并非如此,可政府方面总把我列为忌讳人物,这始终是祸根。就学校的事来说,内部团结得很好、推进得也顺利,但在与当局的协作关系上,与外部总要孤军作战,所以整体上很艰难。比如同样是大学,我们学校却被人从另一个角度看待,好像我在那里就是在鼓动示威一样。特别是88年5月的李哲揆事件,对我而言是最艰难的一道关口。他身为学生会干部,因写了“利敌文章”而被通缉,某天却成为浮在水库上的尸体,由此引发的这一事件成了当时公安政局的风暴眼,全国性的查明死因运动一直持续到9~10月。虽然拖了很久,直到11月安葬遗体才算勉强收尾,可一开始他们根本不愿听我的解释。结果直到时间流逝之后,误解才得以化解……’ ——您一直与时局案件同呼吸,想必平时对政界也多有关切。是否有过从政的诱惑? 拒绝政界的诱惑 ‘诱惑当然很多。但每次我都拒绝了。我的专长是审判,不是政治。我认为政治必须端正,但并不认为什么人都该出来搞政治。’ 执政党做法"令人寒心" ——您对如今政界的印象如何?看得到什么希望吗? ‘一句话,看执政党的作为,只能用可惜和令人寒心来形容。上次大选中执政方高层煽动地域感情之事姑且不论,选举后卢总统的做法令人失望至极。选举结果出来后,他召集全体阁员和执政方高层,是怎么指示的? 他不是说“把选举结果当作天意来奉行”吗?看到那样的报道,我曾想“难得晚了些也有做得对的地方”,可事实并非如此。军人缺席不正当投票、郑周永提供政治资金等已为世人所知的事件,本该痛快地公开澄清。还应分清黑白,该处罚的处罚…… 可反而把主导行政的内务部长升任安全企划部部长,这究竟是不是把国民当作天来奉行,实在不得而知。上面的人不说谎,国民才不会说谎,社会的不信任风气才能消除,不是吗?’ ——再回到人权律师时期的话题。那个年代最难忘的是何时的什么案件? ‘每个案件都有各自的特点。像金槿泰、权仁淑小姐案件那样因刑讯逼供而成的案件,从接手到结束都得在满腔怒火中熬过,痛苦也格外深重。另外,时局案件本质上具有把不能审判的东西拿来审判的特点,若是涉及政治人物的案件,那法庭就是“政治课堂”。’ 接连为时局犯辩护 李律师登上政治性案件第一线,起因是75年1月时任民主恢复国民会议共同代表、人权律师教父的李丙璘律师被拘捕一事。 名目是“通奸事件”,但在谁看来都是明显的政治报复行为,于是他挺身投入此案。被拘的李律师历经波折,在被拘23日后获释,但健康已极度恶化。最终他于当年年底回到尚州,算是不是退隐的退隐。这一事件留给凡下的,一言以蔽之就是“愤怒”。然而这愤怒并非源自某种憎恶,而是伴随着对法界人士使命痛切自觉的、具有宣言意味的愤怒。 当前人权状况原地不动 凡下的愤怒延续到东亚日报广告压制事态。他带头刊登法界人士的声援广告,在出入报社的过程中结识了当时的东亚日报记者李富荣,人际关系发展到视其如子的地步。凡下日后(86年10月29日)作出那句著名的最后陈述‘请让我成为因政治报复而被适用国家安全法处置的最后一人’,并服刑6个月,罪名正是把此时结识的李某在自宅二楼房间藏匿5个月,并提供逃亡资金20万韩元;当时李某因5·3仁川事态被通缉在逃。在此之前,75年3月13日,诗人金芝河因牵连民青学联事件被判无期服刑,依2·15总统特别措施获释,却在获释27日后因记述人革党事件的手记“苦行……1974年”等成为问题,以违反反共法再次被收监,凡下当即组成辩护团,带头展开辩护活动。 继在维新戒严下的军事法庭上因辩论内容成为问题而被拘捕的姜信玉律师事件之后,韩胜宪律师也因笔祸事件被拘,随后以凡下为核心组成了16人辩护团(后增至129人)。以凡下为首的辩护团撰写长篇辩论要旨出庭辩论,在终审庭上还有6名律师以接力方式辩论4小时。 此外,当年3·1节在明洞圣堂发生的所谓“明洞事件”即“3·1民主救国宣言事件”中,尹潽善前总统等18名知识层人士被拘捕或立案,当时他也与同行律师们过着不分昼夜的日子。 70年代,尤其是其后半期凡下承办的时局案件,除前面列举者之外,还有全国学生联盟违反紧急措施事件、5·16广场礼拜妨碍事件、元丰毛纺·东一纺织事件、东亚斗委·朝鲜斗委等朴正熙总统被刺事件、元丰毛纺·东一纺织事件、东亚斗委·朝鲜斗委等言论压制事件、金载圭等人制造的朴正熙总统被刺事件、全学联·全劳联事件、三民斗·救国联盟事件、权仁淑小姐性刑讯事件、釜山美国文化院纵火事件等,多到难以一一列举。从这一时期起,在野法界人士称朴世俓律师为“代表”,称凡下为“大将”,凡下不减的热情、执着的推动力和韧性,连后辈律师都自叹不如。 ‘年长的人怎能退缩,难题由我来担’——这是他当时的固执,凭着这份固执,每遇疑难案件,他总自愿充当后辈律师的防波堤。 ‘我勤勤恳恳地奔走。但法官没有勇气作出判决,结果总是败诉。到后来甚至出现了不是面向法官辩论,而自然而然面向旁听者辩论这种哭笑不得的荒唐场面。’ 此后他皈依天主教,历任人权委员长、事务局长、会长等职,正义和平委员会的活动也是他作为在野律师轨迹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那时候能讲正确话的地方只有圣堂和人权案件的法庭。妻子是虔诚的信徒,那就信吧,于是我学习并受了洗。虽然那是谁都能说的话,但公开地听到,给人极大的安息,也让人获得勇气。’ ——您认为如今我们的人权状况如何? ‘在我看来丝毫没有改善。仅看良心犯的数字,第五共和国是维新时期的两倍,第六共和国比第五共和国还多3倍。唯一改变的,不过是在茶馆里大致可以放心说话罢了。而许多国民却相信这就是民主化了。我再说一遍,我的看法是,我们的人权状况不仅在量上毫无改善,在质上也变得更加艰难。’ 信奉自由民主主义 ——您几乎是拿性命与历届独裁政权相搏,从事反体制运动,这是天生侠义心强,还是后天养成的反抗气质? ‘人们说我是反体制人士,我不同意这话。破坏自由民主主义、赶走崔圭夏总统后选出体育馆总统的那些人才是反体制,凭什么说我反体制?’ ——我们社会众多病灶之中,您认为最该先切除哪一处? ‘化解政治不信任。为此首先领导者必须摒弃虚假。这样信任才能恢复,社会秩序才能端正。此外所有人正当地维持经济生活也很重要。就是说衣食住行必须从根本上得到均衡解决。一边多余到腐烂,一边却有匮乏的阶层,不安就不会停止。我认为从恶劣环境中解放出来的“劳动质量”问题也非常重要。’ ——看您至今的行动,感觉是远远超越“现实”、朝着理想奔跑。如果有想对我们的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说的话…… ‘我认为学生们的想法是健全的。虽然部分学生中也有过激、走极端的人,但我并不视之为矛盾。而且政治取向、专注于运动的学生数不到全体的10%,其余都在专业领域里努力。令人有希望的是,这些专注自身事务的大多数学生,在实现正义社会这一命题面前也怀有共同的关切。我想请他们走入社会后也继续承袭这种精神。同时在自己所学的专业领域要成为无人能及的权威,为此必须付出刻骨的努力。’ 李敦明律师 年谱 ·1922·8·21 生于罗州 ·48年 朝鲜大学政治系毕业 ·52年 通过高等考试司法科 ·54年 大田地方法院法官 ·60年 首尔地方法院法官 ·63年 开业执业律师 ·86~88年 天主教正义和平委会长 ·88年 朝鲜大学校长 ·89年 韩民族日报非常任理事 文· 卓成万 次长 摄影· 韩光熙 次长
1992-04-21 | 卓成万,韓光熙
[元老有话说]<13>“政治人、经济人应先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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