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长期越南战争的余波使美国经济的稳定基调受到威胁,尼克松政府依照所谓通货论者的政策建议实行紧缩通货政策,并于1971年8月15日采取冻结工资与物价、美元对日元贬值等戏剧性的强硬对策。对外方面,尽管出现了第一次石油危机这一巨大的结构性成本上升因素,尼克松政府的超紧缩政策仍被福特和卡特政府继续沿袭,严重的资金短缺现象在1979年揭开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高利率时代的帷幕。 结果,除因第一次石油危机余波而采取高利率政策的1974年外,一直保持6%~8%稳定态势的优良企业贷款利率(Prime rate)在1979年超过12%,1980年超过15%,1981年最高达到约19%,其后12%以上的高利率延续至1984年。此后直至今日,美国利率维持在相对较高的8%~11%水平,这可以说是为了以权宜之计应对财政赤字与贸易赤字这对孪生赤字,使外国资本顺利买入国公债并顺利引进外资,同时防止美元过度下跌的苦肉之策。 作为政策手段,利率原本调整幅度较窄,且对国公债与股票价格影响巨大,因此避免利率急剧变动是发达国家一般的政策基调。尽管如此,主导国际金融市场并承担世界中央银行职能的美国,把长期紧缩与大幅提高利率作为解决通胀这一国内问题的手段,作为政策实验伴随着极大的冒险。这种畸形政策的结果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既定的经济稳定目标,但在国内外引发了一波万波的种种副作用。 首先,美国在超紧缩的同时实行的破格高利率,导致全球对美元需求增加,美元币值走强,以石油美元为代表的投机性资金大举流入。与此同时,美国的工业投资与生产大幅萎缩,伴随产业空心化。仅在经历石油危机的70年代,美国工业生产虽随景气波动而起伏,但1970年至1980年实现了年均3%左右、与发达国家相称的增长水平;进入80年代后,则持续低迷至年均1%左右的水平。 通货强势与产业空心化必然造成进出口不均衡。美国至1970年一直享有稳定的贸易顺差,自第一次石油危机使贸易收支呈现混乱之后,直到今天仍未恢复贸易顺差基调。1976年贸易赤字骤增至95亿美元,1977年至1982年呈现年均300亿美元左右的贸易赤字。贸易赤字雪球在1983年超过670亿美元,1987年创下1600亿美元的最大贸易赤字,其后至1990年一直记录着1000亿美元以上的巨额慢性贸易赤字。由此美国如今沦为世界第一负债国。或许可以说,若美国不是主导世界经济、又不是世界的关键货币国,恐怕早就陷入必须调整外债与利息负担的困境,这样说也不算过分。 金融产业的破产 主导世界经济的美国国际金融机构的公信力,以及当时破格的高利率,大幅吸收了资金充裕的产油国与发达国家的闲置资金。吸存这些资金的美国大型金融机构只有把这些资金贷放出去才能在经营上实现收支平衡。由于美国国内产业因空心化现象而资金需求不旺,这笔资金的最大需求方就是当时深陷外债问题的南美各国。由此,美国著名大型商业银行在80年代初期经营业绩急剧增长,享受了大繁荣,但当南美各国很快触及高利外债本息偿还能力的极限后,美国这些银行因大量呆账而遭受巨额营业损失和资本侵蚀,世界前列金融机构的位置被日本银行取代。这类对南美各国外资贷款的营业损失不仅涉及美国大型银行,也包括知名地方银行,地方银行倒闭与合并的情况不在少数。 美国金融机构中因高利率政策受到最大打击的,是以中产阶层以下为客户的储蓄贷款协会(savings and loan association)。储蓄贷款协会原本以汇集小额存款人的资金、提供平民住宅融资为主要业务,但因高利率余波使本息负担大幅加重,以工薪族为对象的长期分期偿还住宅融资变得不可能,于是放宽业务领域管制,开辟了主要向商业建筑及开发项目贷款的路径。80年代中期以后房地产景气泡沫开始破裂,储蓄贷款协会接连倒闭,政府信用保证机构的损失随之达到5000亿美元左右。美国财政当局至今仍未圆满解决这次倒闭潮的后遗症。 鉴于美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美国的高利率立即伴随国际利率急升。即1977年为7.2%的欧洲美元利率,1978年升至11.7%,1979年升至14.4%,1980年达到17.6%的顶点,1981年降至13.8%,1982年降至9.2%,直到1985年才回落到1977年的水平。这种严重的国际高利率现象,与两次石油危机带来的原油进口追加负担一道,使非产油发展中国家对增加了的外债所需承担的追加利息迅速加重到难以承受的程度。 重击后进国经济 结果,低收入国家与中等收入国家外债总额占GNP的比率,1970年至1975年平均分别为10%和19%,到1983年至1989年平均骤增至29%和55%;利息支付占出口总额的比率也从1970年至1975年平均的3%和5%,分别大幅增至1983年至1989年平均的10%和15%。80年代中期以后国际合作与国际金融中出现的更不理想的现象,是流向后进国的资本呈负值,外汇并未流入,反而从后进国倒流向发达国家。如此看来,今天发展中国家的外债问题,在引进与使用上因腐败政治与散漫经营而难以回避发展中国家原初过错的责任,但更不可否认的是,把世界经济卷入漩涡的两次石油危机,以及与之同时引发全球高利率追加负担的外部因素才是致命的。 我们回溯到20多年前,在此重新审视美国紧缩与高利率政策得失的理由,并不仅仅是想单纯考察美国的政策变化会给对外依存度高的韩国经济带来何种影响。我们应当引以为鉴的是,今天韩国的紧缩政策会对稳定伴随何种积极影响与副作用,必须汇集通货论者与结构论者的多样见解加以深入探讨。经济运营归根结底以如水流般对多样政策手段的调律与调和为要旨。必须注意,长达10余年的紧缩与高利率这一剧药,会伴随甚至动摇美国这样经济大国根基的巨大副作用。在当前没有一味妙药可解历史压缩而成的现实问题的条件下,若一味以强力政策解决悬案,虽可达成所设定的政策目标之一,但长期来看可能引发更大的种种副作用,这一事实应当成为我们的镜鉴。
1992-04-21 | 서울경제
[经济教室]美国高利率政策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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