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04-16 | 柳尙奎

“应对经济政策的决定与执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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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底选出的下届总统,为纠正正在漂流的韩国经济,应采取何种经济政策管理方式? 首尔大学行政大学院教授郑正佶在16日举行的韩国行政学会春季学术研讨会上将发表的论文《总统的政策管理风格——以经济政策为中心》中提出:▲应亲自对经济政策执行过程负责 ▲应掌握经济专业知识 ▲应持续接受专家咨询 ▲应确立国家统治的长期战略。 郑教授特别主张,防止经济政策的急剧转向与漂流是当务之急,为此应激活由政治人士、官僚、新闻工作者和知识界人士组成的政策共同体。以下为论文要旨。 在卢泰愚总统的第六共和国时期,经济政策的急剧转向频繁出现。具有经济改革性质的金融实名制等一度推进后又后退,以增长与稳定为主的政策基调在短期内改变,利率自由化也反复推进与推迟。 70年代的朴正熙总统和80年代的全斗焕总统在权威主义政治体制下,将政治对经济政策的介入降至最低。他们强有力地支持“经济发展第一主义”的统治理念,并以此为标准管理经济政策。朴总统在执政中期以后不仅管理政策执行,还亲自作出重大决定,从而将经济政策不必要的变更降至最低。全总统将实质性决定委托给下层,但把已决定的内容转化为自己的决定并直接管理其执行,细部政策的漂流较少。 如70年代后半期的朴总统那样,总统过度介入确实存在使依经济形势进行政策转换变得困难的问题,但像卢总统那样将经济政策管理全面委托,则产生了经济政策漂流的问题。 进入第六共和国后,伴随民主化进展而推进的行政分权,大大削弱了官僚对政策内容的信念与责任感,并加深了部门本位主义。经济次官会议上不作修改通过的比率从第五共和国的76.1%降至第六共和国的64.3%,每项议案投入的时间由8分钟增至16.4分钟。 在政策决定过程中,如果对各部门间相互对立的政策难以综合协调,就会出现尽可能把政策内容限定在不与其他部门相关的范围内的倾向,容易出现各部分相互分离的政策内容。如此一来,一项政策容易在不顾整体框架的情况下被变更,长官更换后政策变动的可能性也增大。 第六共和国在政治民主化的同时也带来了言论民主化。由此,过去被压制的对政府的批评被激活。由于对政府积累的不满与不信任,对政府政策的批评往往被大幅报道。对于同一项经济政策,支持者闭口不言,只有反对者通过媒体大声疾呼的倾向,在某种程度上助推了政策漂流。 与过去不同,第六共和国经济政策的漂流,其背后很大程度上是相互冲突的统治理念之间优先顺序的变动、借民主化之势政治对经济的介入,以及相互矛盾的诉求及其变动。然而统治理念的冲突或政治、行政的民主化在民主社会中理所当然会出现,绝不能逆行。 新总统应在经济政策管理上投入大量时间与精力,即使政策决定可在一定程度上委托,也应亲自对执行过程负责并加以介入。所幸政治问题相比第六共和国不那么严重的可能性较大,加之国民对经济的高度关注,预计下届总统会对经济给予更大关注。 总统的经济政策管理要有效,就需要专业知识。而且经济结构将更加复杂,统治理念间的冲突也将持续,因此有意成为总统者必须投入巨大努力掌握专业知识。 由于将由政治人士出任总统,要掌握令人满意水平的经济知识会很困难。因此需要经济专家的持续咨询。此时除经济专家外,还应包括福利等相关领域的专家,以及能从国际经济变化及国际视角审视韩国经济的国内外专家。 其次,只有在长期愿景与综合计划的框架内决定各领域政策,才能防止政策的急剧变动。 然而,依长期、综合的大格局行事的方法,在民主化的政治体制中存在难以运用的一面。对政治人士或官僚而言,推进长期愿景与综合计划,从短期看成本远大于政治效果。最高统治者容易关注在5年任期内能显现成果的政策,而长官、次官任期更短,困难更多。 为克服这一点,一方面应激活政策共同体,另一方面下届总统在5年任期内应持有着眼国家长远未来、接受后世历史评判的态度。政策共同体可通过学者、研究人员、专业新闻工作者、行政官僚、国会议员等共同参与各领域讨论会、听证会、工作坊等过程得以激活。 【柳尚奎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