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04-13 | 張麟泳

受到挑战的日本式经营<4·完> 公司中心主义“强迫个人牺牲的效率”遭猛烈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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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日本的社会体制“与其说是资本主义,不如说更接近社会主义”。 企业股权广泛分散,收入差距又小,劳动者的工作意愿和生产率都高,因此被评价为比前苏联或欧洲更具社会主义色彩。 不过,把日本的社会体制或基本理念表述为“公司主义”而非“社会主义”,或许更为准确。 首次将“公司主义”作为学术用语使用的东京大学教授马场宏二解释说,这是以公司这一企业组织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式竞争与共同体式或社会主义式关系的微妙结合”。 这种公司主义形成了大企业协调性的劳资关系以及公司全体成员参与的经营、生产体制,并进一步发展为劳动者的生活以公司为中心展开的公司中心主义。 毫无疑问,公司中心主义成为日本企业战胜两次石油危机和日元升值萧条的原动力,把日本推上了经济大国的地位。 日本的经营层高举“终身雇佣”,向劳动者灌输“公司好就是劳动者过得好”的信念,换取了对公司的忠诚。战后日本的工会被“为了生存首先必须守住公司”的气氛所支配,把与经营层的摩擦降到最低,全力投入提高生产率和扩大产量。 为了在与其他竞争公司的较量中取胜,所有劳动者都为消除不良产品出谋划策,也顺从公司的加班要求。 经营层则主张,由此如雪球般膨胀的收益,与其分给劳动者,不如为使公司更强更大而把相当部分留存在公司内用于再投资。 结果,日本产品比外国商品质量好而价格低,得以支配世界市场。世界各国企业开始研究这种日本式经营,日本企业更把它“出口”到发展中国家。 然而另一方面,日本企业强大的竞争力及由此带来的出口扩张,甚至威胁到外国企业的生存,对这种日本公司主义和日本式经营的反弹乃至厌恶情绪正在蔓延。 部分外国经济专家和学者甚至苛评说,强迫个人牺牲的日本公司主义是前近代的、封建的。 还有一些人打出日本经济在结构上与西方不同的“日本异质论”,充当“敲打日本”的先锋。对此,日本国内的西方经济专家和民众中出现反驳意见,认为这种厌日情绪背后潜藏着“有色人种竟敢仅凭经济实力提升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这样的种族偏见成分。 尽管如此,日本国内认同西方这类指责的声音也在增大。 因为长期以来一边自嘲“公司富裕而劳动者贫穷”、一边顺从于此的日本劳动者的意识,近几年正在迅速变化。 尽管日本经济取得了巨额贸易顺差、企业规模大幅膨胀,但不满仍在蔓延:自己的生活水平不仅不及美国和欧洲,甚至不如部分发展中国家。他们背着劳动时间在发达国家中最长的恶名,在狭小的住宅里勉强生活,还受到“过劳死”的威胁。 特别是日本年轻人的意识变化,正面挑战上一代的公司中心主义。即便不提刻意回避脏、累、危险工作的“3D”现象,在人力严重短缺、就业容易的情况下,他们明显倾向于选择能够享受个人生活而非工作本身的职场。 企业方面为了接纳他们,也不得不谋求企业体质的变化。 最近日本劳资谈判的最大争点,也从“工资斗争”转变为意味着缩短劳动时间的“缩时斗争”。 在国际社会谋求与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大国化的日本政府,面对这种社会气氛变化和外国的结构改革压力,正加快推广每周五天工作制、引入学校每周五天授课制。日本各政府部门也在高呼“国际化”,强调“对国际社会的贡献”。 关于日本社会的这种变化,美联社最近在东京发出的报道中称“日本正在发生革命性变化”。即大幅修正、废弃至今一味强化国际竞争力的政策的革命性新思维正在形成共识。 日本企业此前只重视利润,采取以牺牲劳动者福利和股东分红为基础的称霸世界战略。 但有人指出,最近为按新原则构建对外关系,日本通过提高商品价格、缩短劳动时间、提高工资和扩大分红、向西方型靠近的企业结构重组,反而在谋求削弱竞争力。 日本的部分学者也强调,以“公司主义”为根基的日本式经营已到极限,日本若要作为国际社会一员存续,改革“日本型体系”不可避免。他们同时对部分发展中国家不加分辨地模仿日本式经营敲响警钟。 不过,保守倾向的元老企业家以“企业不成长就消亡”的逻辑对这种新思维表示抵触,反弹势力也不可小视。此外,以经济实力为背景欲提升在国际社会话语权的日本政府保守官僚,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坐视可能导致日本经济竞争力削弱的变化潮流,也令人怀疑。【张麟泳记者】 [照片]◇此前为公司发展而承受自我牺牲的日本劳动者,开始意识到更为富足的生活。因此,作为日本式经营基础的公司中心主义也势必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