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谱 ·1914年2月7日生于庆北永川 ·1940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部 ·1968年获名誉法学博士(庆熙大学) ·1942年京城地方法院检事 ·1948年大检察厅检事 ·1949年治安局长 ·1950年陆军本部法务监 ·1953年以准将退役 ·1953年国防部次官 ·1955年法务部长官 ·1960年内务部长官 ·1961年开业律师 ·1967年内务部长官 ·1968~1970年法务部长官 ·1971~1974年驻日大使 ·1974年合同通信会长 ·1975~1981年韩国红十字会总裁 ·1978年莲岗学术财团理事长 ·1979年宪法委员长 ·1980年立法会议议长 ·1982~1988年大韩老人会会长 ·1986年首尔乡村俱乐部理事长 “国会议员并不是地区代表啊。上次竞选时看那些候选人的承诺,清一色都是地方议会议员才该做的地区性承诺,滥发无度,这样可不行。今后进了国会,就要考虑国家全局,以灭私奉公的精神去办国家的事。” 目光炯炯,一口特有的浓重庆尚道方言依旧的前红十字会总裁李澔(78岁)。 身高182厘米、体重82公斤的高大身躯上闪动着“青年气概”的他,在延禧洞家中与记者相对而坐,开口第一句话便是针对第14届当选议员们说的。 第一共和国时期历任治安局长、国防部次官、法务部长官,第二共和国时期出任内务部长官,5·16之后的第三共和国时期又再度出任内务部、法务部长官,随后出任驻日大使等,以“官运”之盛闻名的李氏,此后又半自愿半被动地历任合同通信会长、大韩红十字会总裁、立法会议议长、大韩老人会会长等要职。 他以性格刚直、严正而闻名,但在部下之间也被传为颇重人情的上司。 “官军相当不错” ——听说您不久前辞去了此前一直担任的首尔乡村俱乐部理事长一职。最近靠什么消磨时间? “除了凌晨在延世大学后山走一个小时,上午整个时间都在家里看早报。英文报纸中尤其读《韩国时报》和《先驱论坛报》,《新闻周刊》也读得很勤。另外每月一次去参加由前内务部长官、次官和道知事组成的联谊会牧友会的高尔夫,并在附近室内游泳池游30分钟,以此强健身体。” ——前几天那场喧闹的第14届大选刚结束,新的政治格局正处在复杂形成之际,而最近我们社会除政治之外,在经济和社会层面也处于巨大的转折期。特别是作为社会基本框架的伦理道德失落现象,是相当严重的问题。您怎么看当今我们社会的面貌? “伦理道德的失落,我认为原因在于西方思想的洪流把我们以传统儒教思想为基础的道德挤到了一边。人口买卖之类无耻犯罪增多,也是因为以儒教文化为基础的道德松懈。我不太懂经济,但我认为解决经济问题才是摆在我们面前最核心的课题。走到今天的经济成果,经历了艰难的努力过程。如果认为在现阶段不作特别努力也能持续增长,那是大错特错。必须一边收拾此前增长过程中出现的弊病,一边实现再次起飞。最重要的是国民与政府、劳资之间要实现精神再武装。因为经济有其特性,一旦陷入萧条局面,无论怎么努力都难以摆脱。特别重要的是要有必须维持生产性氛围的共同认识。此前我们对日本经济的‘经济动物’习性批评甚多,但在他们进入稳定增长轨道、如今扮演世界第一援助国角色之后,评价不是有了很大改变吗?国际影响力也是经济第一。我们国家绝不能在此受挫。” ——我们的经济条件已经摆脱了过去那种饿着肚子活不下去的水平,但问题是,中产阶层的广泛扩大不正是消除我们社会矛盾因素的最快途径吗?您对这一点怎么判断? “我认为支撑我们经济的力量在于勤勉节约的精神。之所以产生了少数资本家,我想是因为在本土资本薄弱的初期阶段采取了产业扶育政策。他们不能不加节制地随意花钱。虽是老生常谈,但从现在起也应当不是培育资本家,而是把分配的均衡把握好。 先从劳动氛围做起 再说一遍,有钱人要以自身俭朴的生活做出示范,相对而言不那么富有的人,也不能因为感到贫困就骤然想要打倒社会体制。实际上自手成家的人生活更为俭朴。因为忘不了艰难的过程。有些人似乎对我们经济的前途持乐观态度,但以国土条件而言,如果勤俭节约不能生活化,乐观论就没有立足之地。最近蔓延的过度消费风气也要尽快扫除。只有这样,我们的未来才会光明。” ——大人们的享乐风气和过度消费行为本身就是问题,但更大的问题在于它甚至助长了青少年的违法和失足。毒品这一亡国之物正在蚕食社会,大型犯罪接连不断,治愈我们社会这些病理现象没有办法吗? “我认为我们社会发生犯罪本身不算大问题。虽然趁混乱期犯下大型犯罪的情况不少,但社会一旦稳定下来就会逐渐减少。然而毒品却不是这样。必须彻底治理。我认为目前我们治安力量的水平跟不上犯罪,而且感觉情况比报纸报道的更为严重。除了把警察训练好、一个一个抓出来别无他法,因此也要加紧呼吁国民的自觉。必须痛切地认识到,一系列极端病理现象的原因在于国民的过度消费和享乐风气。” 性格固执耿直、最讨厭谄媚之人的李氏,是历届政权中被传为最敢说正话的阁僚人物。 他出生于庆北永川一个富农之家,在当时比摘天上星星还难考的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三年级时考取高等考试司法科。随后于1940年毕业的同时成为京城地方法院检事局司法官试补,由此开始了他作为官员华丽而漫长的旅程。 李起鹏阻其参选 1942年京城地方法院、1943年顺天支厅、1946年首尔高等检察厅、1948年Supreme Prosecutors' Office检事,当年升任首尔地方检察厅次长检事,1949年出任首任治安局长,为整顿当时极度混乱的国内治安做了大事。不久重返大检察厅的李氏,在6·25爆发后被任命为陆军准将、戒严司令部副司令官,直至1953年退役期间,曾以停战会谈韩国代表、法务监等身份活跃。1953年退役同时出任国防部次官,1955年9月任法务部长官,1958年作为韩日会谈韩方代表工作。 4·19发生时,他正在参加韩日会谈。数日后许政内阁成立,他被任命为内务部长官,四个月后因5·16军事革命而离开长官之位,但他曾为收拾4·19事态而费尽心力;共和党政权成立后的1967年6月,他又被起用为处理当时6·8大选后遗症的内务部长官,自此得到“官运好的人”之评。随后1968年出任法务部长官,任职至1970年,1971年白斗镇任国务总理时期出任驻日大使,作为外交官活跃。然而在驻日大使任内,他被卷入“金大中绑架事件”,吃了不少苦头,回国后曾坐上合同通信社会长之位,短期涉足新闻界。 1975年接任金用雨总裁之后成为大韩红十字会总裁(第七任),六年多期间主管南北红十字会谈的他,于1980年10月29日被任命为第五共和国首个立法机构国家保卫立法会议议长,也坐上了代行国会职能机关的首长之位。 也就是说,李氏经历自由党、共和党时期,直至民正党执政的门槛,在艰难时期以智慧与信念工作,可谓政治社会的活历史,也是终身的公职人物。 ——您也曾一度涉足政治吧。中途不了不了而终,请公开一下当时的内情。 握着李博士的手落泪 “那是4·19之前担任法务部长官的时候,做了两年半长官,也到了该辞的时候,于是曾准备在家乡永川参选。当时已故的张基荣等亲近同僚积极劝我,家乡人的呼声也很高,但不幸连自由党的提名都没拿到,连以无党籍参选的意愿也因李起鹏的压力而作罢。当时在任的是与李起鹏非常亲近的金相道,而当地的氛围是我一出马就必定当选。我气极了去找李起鹏,他却说你再多当当长官,安分些。我随即去见李承晚总统,当场表示要辞去长官职务,回家后因气恼而卧床数日。” ——政治活动那次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吗? “不是的。5·16之后我参加了许政创建的国民党,担任总务一职,当时还与金守汉、宋元英等人一起奔走,但事情没能如愿。” ——听说第五共和国初期您任立法会议议长时也曾被劝重返政坛,当时为什么拒绝了? “是因为对家乡人有罪责感。自由党时期说要参选,把话说得那么大,后来却变了主意……立法会议五个多月的活动中断后,我正担任红十字会总裁,当时的总统全斗焕劝我回家乡参选,还说‘当选回来就当国会议长吧’。我谢绝了。实在没有脸面见家乡人。” ——人们评价您是官运好的人。您自己认为是运气,还是努力? “我认为是有运气的。中间虽也短暂休息过,但从担任大韩民国首任治安局长开始,6·25之后又做国防部次官、两次内务部长官、又两次法务部长官,这不叫官运好叫什么呢?像是自夸,但在这过程中我一次也没有去找谁请托想干什么,或搞什么活动。” ——您一生在顺遂的官僚生涯中一以贯之,若说最痛苦的记忆是什么? “还是李博士时期,李起鹏阻止我参选国会议员,我与他大吵一场,在家里气病的时候。” ——关于李博士的回忆想必也不少吧。 “记得一件事,是4·19之前任法务部长官时,我在李博士面前展开法律上的论理,结果被严厉责备。李博士当时对我说的话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他的话是‘没有比生存更高的法(There is no law higher than that of self preservation)’。另外几天前我参加了弗兰切斯卡女士的葬礼,在那里回想起过去许许多多的事。5·16之后,我从民主党内阁的长官职位上下来休息时,美国国务院邀请我与咸锡宪先生一同参加三个月课程的美国之行。于是在去美国的路上,我探望了流亡夏威夷的李博士夫妇。当时因为受威胁的氛围,谁都害怕不敢去看他们,我去了,两位老人高兴得不得了,握着我的手不停地流泪。我也一起哭了,后来我担任红十字会总裁、弗兰切斯卡女士住在梨花庄时,我带着追授李博士名誉总裁的证书前去探望,她那时又握着我的手哭了。” 拾谷粒的童年 ——据说您在国家每逢混乱时期担任各种要职,对上级说过最多刚直之言。若有平日的座右铭,或特别想对当今年轻人说的话,请讲一讲。 “前不久还闹得厉害的唯一思想之类的意识形态纷争,我以为稍微平静了些,这次看到大学生收钱搞竞选活动,又失望了一次。大学生理应怀抱崇高理想并保持纯粹……说我自己的事不知妥不妥,我小时候是在相对富农的两万石之家长大的。那时我的日课就是在院子里拾佃农们交上来的谷粒。从父亲那里就是这样被彻底教育要节约长大的。另外还把‘要正直’作为家训守了下来。要说座右铭,那就是座右铭。再说一遍,年轻人在思考和行动上应当进取而有力动。但也不能被固执己见所困。因为‘只有我对’的主张,一不小心就可能招来极端主义。” 文:卓成万次长 摄影:金政郁记者
1992-03-31 | 卓成万, 金政郁
[元老有话说] <10> <题字:道谷 金兑庭> “寻求‘分配均衡’ 走向共生社会” 李澔 前韩国红十字会总裁
本页标题和正文均由AI机器翻译,未经人工审校。准确内容请以韩文原文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