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03-26 | 崔南洙,金政郁

[救经济]<2> 亟需克服总选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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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使政界格局重新分化为“小执政党与大在野党”的3·24大选,眼下最受关注的是今后经济运营方向将发生何种变化。 因为执政党不仅在政局上、在经济运营上单方面主导已变得困难,在野党的话语权将增强,经济政策的框架本身出现动摇,在现实中看来难以避免。 实际上,回顾1988年4·26大选后形成的“执政党小、在野党大”政局格局给经济运营整体带来的冲击,大致可以推测政治格局变化对经济的影响。 在在野党掌控国会的当时,政界确实起到了扩散社会整体民主化的催化作用,但在经济上却大量制造政治诉求,致使经济运营出现偏差。 经济从属于政治,在制定重要政策时经济逻辑干脆被忽视,或被相对轻视。 代表性事例是对农村地区过度的施惠性政策。 农村负债减轻及秋粮收购价政策即属于此。当时政界以农村地区在此前经济开发过程中受到冷落为理由,作出了将高利农村负债转换为低利的划时代决定。 问题在于,政界过度考虑人气,尽管在经济性与妥当性方面暴露出相当多的问题,仍强行推进。 由于基于政治逻辑的当时决定,政府目前尽管面临社会间接资本投资等紧迫的财政支出需求,每年仍要投入约6000多亿韩元作为减轻农村负债的利差补贴资金。 政府认为,政界介入秋粮收购价决定过程,也是“执政党小、在野党大”的国会所造成的不合理惯例。 秋粮收购价在决定当年上调幅度时,除对农村的收入补偿因素外,政府的财政能力、物价状况等变量也必须予以考虑。 然而当时大在野党主导的国会将秋粮收购价决定须经国会同意予以义务化,从而把政界对农村的“非经济”照顾制度化了。当然,国会的同意程序具有制衡行政部门、保护农村福利的积极一面,但有人指出,现实中只能被“大嗓门”推着走。 3·24大选揭盖之后之所以首先担忧经济,正是考虑到这样的现实局限:政治变革不可避免地成为需要一贯性的经济政策执行中的重大变量。 更何况目前我国经济的基础体力之弱,与1988年“执政党小、在野党大”时期不可同日而语。 当时国际收支实现年度142亿美元的大规模顺差,设备投资也十分旺盛,而如今情况已完全改观。 在过速增长导致物价不稳持续的同时,国际收支出现巨额逆差,几乎把过去赚到的钱挥霍一空,设备投资等经济活力也冷却到了极点。 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对政界外部风浪的抵抗力已大为减弱。 因此,就大选后的经济运营走向而言,最令人担忧的是以稳定为主的现行经济政策基调是否会出现乱流。 即执政方会否把大选败北的责任很大程度上归咎于经济失政,并以治理政治负担可见化的边际企业倒闭潮等为名义,转向刺激景气。 若这一情景启动,我国经济短期内会出现刺激效果,但最终建设、消费过热等“泡沫”不仅未被消除反而进一步膨胀,把增长、物价、国际收支这三只兔子赶入均衡状态将成为遥远的课题,这令人担忧。 由于本次大选中实际上以现代集团为“后盾”的国民党一跃成为第三大党,政府针对财阀的经济力集中化解对策,其推进过程也预计不会顺畅。 政府原计划在今年内对财阀以家族为中心、章鱼足式的经营动真格手术,按方针逐步推行关联企业间相互担保缩减、非上市主力企业上市、禁止向非主力行业出资等政策。 政府的这一设想,很可能遭到对财界利害反应敏锐的国民党的抵制,届时政府要按原本设想的政策步骤推进,将伴随诸多阵痛。 在今年年底总统选举即将到来之际政界格局发生变化,这一点也被指出与经济运营密切相关。 因为在大选中遭受一击的执政党,为了不在总统选举跑道上重蹈覆辙而会滥发人气政策,在野方则会利用在国会中的“地位上升”,同样展开施惠政策竞赛,令人忧虑。 若大选后这些担忧在我国经济中成为现实,则不能排除我国经济被政治逻辑压得喘不过气、无法踏上重振之路而就此瘫坐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以整治“经济失政”为议题而诞生的第14届国会,反而加重经济困局的可能性上升了。 归根结底,目前掌握我国经济生死首要钥匙的,看来正是政界。 首先,执政方与政府应从为第六共和国后半期经济运营收获善终之美的角度出发,维持经济稳定基调,致力于培育我国经济的中长期体力。有人指出,在野方也应与其扩大的体量相称,具备对经济运营的共同责任意识,比起执着于小利,更应具备顾全大局的姿态。【崔南洙记者】 [照片]◇在3·24大选随着大在野党的诞生而落幕之际,有人指出,从现在起亟需阻断政治逻辑对经济运营的介入,恢复经济活力。图为各洞事务所正在进行的候选人海报清除作业。【金政郁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