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于4月1日迎来七十寿辰的可隆集团会长李东灿出版了题为《赚钱不如花钱,活着不如死去》的自传。 “一个月薪水550万韩元,全部如数交给妻子。作为会长的交际费用公司的钱支付,但打牌等个人零花钱则从交给秘书保管的私产中另行支取,因为一旦交给老婆的钱就再也拿不回来了。” “正如第三共和国时期有人所说,我虽有那样耀眼的政界人脉却未能用于扩张事业,但如今仍成了排在十几位的集团掌门人。自己夸自己有些脸红,但我自认在财阀中算是模范生。” 李会长在这本副题为“可隆集团 李东灿七十岁的告白”的自传中,以随笔形式淡然而坦率地讲述了成长经历、子女教育等家庭生活,以及企业经营过程中的艰难与欣慰、经营观等。 他尤其详细披露了自己曾一度有意进入政界却因父亲(李源万)劝阻而放弃、与张玲子女士的相遇及由此招致的困扰、因遭前总统全斗焕不喜而忐忑不安等此前鲜为人知的经营幕后故事,引发关注。 他还强调:“人生中没有永远属于我的东西”,“创办公司、流血流汗培育,为了生存无所不为,最终成就企业后可以神气一阵,日后归还给国民的怀抱,这才是企业家的正道。” 现将自传内容摘要如下。 虽出生于庆北迎日郡一个五百石人家的独子,但身为闲人的父亲一声不吭地变卖家产出走日本,我骤然沦落到连学费都交不上的境地,四年制普通学校辗转三所学校、历时七年才毕业。母亲的辛苦难以计量。当时出于对父亲的怨恨与报复,我曾想投兄山江自杀,但因母亲而改变了主意。 此后赴日的父亲经商后回国,在大邱办起纺织厂,这决定了我的人生道路。我从未特别想过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父亲进入政界后无法顾及事业,我接手下来,自然走上了企业家之路。经营企业期间遭遇三次难关。第一次是5·16时被指非法敛财及逃税而出现倒账;第二次是与张女士的相遇;第三次是第五共和国时期被全总统盯上,这次真的严重,甚至患上心脏病。 在姻亲金钟泌先生自国外归来宣布重返政坛的时期,我以经总会长身份随全总统出访欧洲,据说总统听说经济团体首脑随行后问“年纪大的人里谁来了”,接着说“什么,李东灿那个人别叫他,他给JP提供政治资金……”。被总统盯上,等于说一夜之间就可能倒下。后来那一误解虽得以澄清,但当时从飞机上就开始狂跳的心脏,随时间推移越来越痛地揪紧,一向不知病痛的身体患上心脏病,苦了一阵子。 作为半个世纪以来以企业家身份生活、目睹几次政治变迁的人,对政经勾结我绝不能轻易谈论。只能说可隆集团从未因此受惠,只是维持在不被权力敲打的程度而已。 我认为中小企业成长为大企业要经历内部纷争、劳资纠纷、税务稽查这三大危机。为顺利度过这三大“出疹”,企业家自身要努力,政府和国民也应一同帮助。我自己在自由党时期也曾与税务公务员勾结,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们的税制至今仍有不够明朗之处,难以简单归为一段羞愧的经历。 我的经营风格是不干涉主义。我尽量按时上下班。即便无事也努力守在位子上,但不常叫社长们过来,而是告诉他们:需要我时,身为所有者的我随时都在办公室里。因为若仗着会长身份老是叫来叫去,他们就干不好该干的事了。 我常被说“抠门”,因此有了“炸酱面会长”的绰号。但省钱不是坏事,所以这话我并不怎么反感。私生活方面,我有登山、音乐、美术、围棋、高尔夫等多种爱好,但只是享受而不沉迷。50年代中期也曾与朋友们结伴夜夜去跳舞,年轻时颇好风流,但七十年人生中除了一次之外从未旁顾。大概是因为母亲一生因父亲屡次外遇而心痛度日的缘故。【李贤雨 记者】
1992-03-25 | 李賢雨
成长历程与企业哲学“坦诚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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