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03-18 | 서울경제

[社论] 错误的贱民式致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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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经济制度显然是以财产私有制为基础的。经营自由和财产处分权均以此为前提。我的钱由我来赚、由我随意花。正因如此,人们才努力赚钱。说人们是为了花钱的乐趣而办企业,也不算夸张。如果没有花钱的乐趣,谁还会辛苦赚钱、辛苦办企业呢?这大概是一般人的想法。原则上,财阀也不例外。大部分财阀恐怕也是这么想的。 如果我的钱由我随意花,那么谁怎么花钱都无可厚非。财阀过度消费、偏爱豪华奢侈的进口商品、章鱼足式扩张事业、向政界大把送钱,乃至直接创建政党撒钱,谁都无权过问。 乍看似无任何瑕疵。但深思便有问题。如果所有人都这样想、这样做,结果究竟会怎样?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资本将会流失,国民对企业的期待将会落空。尤其在财阀方面,价值观的混乱与冲突已蔓延为政治性的声明战。 这一问题如今表现为政经冲突与财界内部的紧张。全经联等经济五团体通过题为《敬告国民》的报纸广告发表声明,呼吁现代自我约束参与政治;现代则通过题为《致国民的一封信》的报纸广告反击,称批评现代的广告歪曲事实,并声明现代坚守政经分离原则。一般而言,财阀赚得亿万金钱,想必付出过与众不同的努力。但比这起更大作用的,仍是种种形式的特惠与保护政策。当然,那是以加重国民负担为代价的,是以牺牲本应流向其他企业和产业的优惠为代价的。仅以财阀每年享受数千亿韩元的金融特惠一项而言,它就迫使储户以低利率作出牺牲,几近独占了本应归其他资金需求者的份额。财阀与其说是自己造就的,不如说是政策造就的,是靠国民的负担与牺牲形成的。 政策造就财阀、国民为此承担,是因为期待他们能最好地承担产业与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若非如此,谁会去做那样愚蠢的事?当然,企业深知特惠与保护政策的目的和道理,因而一直顺应政策并最大限度地利用政策。 有使命感的企业家更进一步,为报答国民的负担与牺牲,想尽办法发挥企业家精神、履行社会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我的钱我赚、我的钱我随意花”的想法根本不敢萌生。 “我的钱我赚、我来花”的说法,只适用于没有机会或很少有机会享受特惠与保护政策的小企业家,而不是大企业家或财阀该说的话。大企业家和财阀即便拥有亿万金钱,也不应随意挥霍,而应勤俭节约。他们拥有的亿万金钱,不应用于个人的荣华、喜好、奢侈与浪费。必须明白,那是为我国经济与产业发展而积累的资本。 财阀若认为我的钱我赚、我的钱我可以随意花,那便是遗忘社会责任的行为。认为有钱什么都能做,是不知分寸的傲慢。 如果过去努力工作、赚钱的目的仅止于此,那连企业家精神都算不上,只是为一己之身的贪欲。财阀无论多有钱,也不该花超出个人所需的部分。超出部分应用于企业发展与社会责任的实践。看来已到了纠正伴随财阀膨胀而蔓延的错误的贱民式致富观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