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9宣言确实为结束第五共和国、诞生第六共和国创造了历史性契机。 因此,卢泰愚总统一再强调那是他自己的决断和功绩。然而不久前有人说,6·29宣言曾得到第五共和国时期前总统全斗焕的谅解;当时青瓦台核心人物之一也暗示,那并非卢泰愚总统个人的决定,而是有人在背后引导其如此行事。 而最近,卢泰愚总统的一位姻亲又表示,是自己力劝其发表6·29宣言。 今后或许还会不断出现想要分享6·29功劳的人士。 但引起我们关注的一点是,在野党领导人发言称那不可能是卢泰愚总统独自的业绩,无论如何应是第五共和国时期的主导势力所为,意在削弱这一功劳。因此也有人要求卢泰愚总统公开真相。不仅如此,有时还频频出现主张需要第二次6·29那样的决断或爆炸性声明的在野党人士。 然而,笔者作为国民一员,想强调6·29宣言的主体是绝大多数国民这一事实,并强烈感到有此义务。 试想当时,如果没有包括学生在内的全体国民反抗自维新宪法延续到第五共和国末期的反民主政权、没有为民主主义而进行的反政府斗争,谁能发表6·29宣言?这在执政势力前总统全斗焕的亲信圈中是无法想象的事,执政党核心人物也根本无法预料,不是吗?如果绝大多数国民没有反对从维新宪法延续到第五共和国的以权力为中心的政权,卢泰愚总统作为执政党负责人个人又如何能担此事?这是想都不敢想的。 那么6·29宣言是如何形成的?第五共和国政府已无法再维持压制国民的非民主政权,执政党民正党也走到了根本无法延续政治生命的死胡同,因此说得好听是为了民主政治,说得直白是为了民正党政府生存,在国民力量的推动下发表的便是6·29宣言。 由于总统并不处于能够发表该宣言的位置,因此承担政党责任的民正党代表卢泰愚必须担起这一责任。 那么6·29宣言的主体是谁?是结束维新宪法延续的第五共和国、渴望民主政府的全体国民的意志。是倡导民主主义的全体国民。 然而遗憾的是,没有一位领导人说6·29的主体是热爱民主主义的国民,也没有国民自己去寻求并享有这份自豪感,这是为什么? 其中有原因。后进国家的国民只知把历史的功过归于个人,却想不到历史的主体是国民。因此认为历史责任只在领导人个人,而不认为我们自己才是历史的主人公。在发达国家,人们不会说因为某人才过上好日子或过不上好日子。因为他们清楚知道,每一位国民都分担着历史的责任。 有时甚至连在引导国民思维和意识方面占据重要分量的舆论,也把历史的功过集中于某个个人。因此还要求总统作出第二次6·29那样的决断。想来这是前后不一的论法。 无需更多赘言。6·29的主体是热爱民主主义的全体国民。因此,当年反对第五共和国的人们也在支持第六共和国。 大韩民国的命运,取决于守护民主主义的国民的选择与努力。
1992-03-08 | 서울경제
[星期日早晨] 历史的主体是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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