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对日贸易逆差逐步扩大的背景下,政府将扩大技术转移视为根本解决方向,并为此付出各种努力。但日本称韩国的贸易赤字属产业结构问题,对政府扩大技术转移的要求一口否定,称其为“无理纠缠”。理由是艰难开发出的技术不能轻易交出。对此,庆北大学教授金泳镐4日在韩国产业技术振兴协会主办的国际技术合作研讨会上,正面反驳日方拒绝向韩国转移技术的态度,引发关注。金教授通过题为《韩日技术转移问题的克服方向》的主题发言,强烈呼吁“日本应尽快放弃其技术版重商主义——阻碍商品转移越多则技术转移越扩大的自然之理,把商品出口与技术转移分离而设置技术壁垒”。现介绍金教授主张的要点。(编者注) 近来韩日之间的技术转移问题成为最受关注的焦点。技术转移问题给人的印象是,已上升为确立两国未来关系的核心课题。 一言以蔽之,韩国方面主张日本在技术转移上十分吝啬。相反,日方把韩日贸易不均衡的原因归结为韩国产业结构上的问题。日本反而主张,在韩国的工业化过程中技术转移的贡献度很高。其论调是,如今已不是用钱买技术,而是进入技术交换时代,而韩国企业却一味蛮横地只要技术。 两国围绕技术转移展开的这类争论,一方面看来多是偏于感情的逻辑,或以缺点而非优点为先来处理贸易与技术交易的层面较多。因此,把握扩大两国技术转移的根本结构,探讨向新局面展开的方向,并提出双方均能享有利益的替代方案与革新性的实践逻辑,将对两国关系发展大有帮助。 韩日之间的技术转移绝不能如日方所主张的那样称之为活跃或积极。相较于贸易规模,反而十分消极。 从数量上看日本表现为最大的技术转移国,但考虑到地理上的接近性、经济合作及贸易关系,仍达不到韩国的技术需求;在质量上则以低端技术乃至过时技术为主进行转移。 如此,转移技术的“零碎化”,加之技术转移时附加出口地区限制等附带条件,韩国企业一旦开发出来便倾销,一有国产化动向便把技术给予韩国国内其他竞争企业等,日本企业惯于如此行事,因此用“封闭关系”来形容韩日技术转移似更为贴切。 形成这种局面,韩国方面也有明确的责任。由于只偏重成品的组装生产与出口而非技术,且靠土地投机等安逸的经营推进也足以实现企业成长,因而未意识到技术引进的紧迫性。 对日本而言,从技术战略与贸易战略上看,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着力引进技术并抑制商品进口,而对发展中国家则不出口技术、全力出口商品,这一机制被牢固构筑起来,其结果便表现为日本对外技术转移的消极性。这一点也可由70年代与80年代日本的技贸联系度(技术出口/商品出口)在发达国家中最低得到证明。特别是对韩技贸联系度,远低于工业化程度远逊于我国的中国、印度尼西亚。结果日本对韩国格外采取了最大限度出口、最小限度技术转移的战略,其背景似乎是对回飞棒效应的担忧。然而这也是一种双重态度,忘却了战后日本从美国同时获得技术与市场而成长起来的过去。 在此建议大胆摆脱一方得利另一方受损的零和博弈逻辑,转向双方共同获益的正和视角。从大处看,技术转移与其说会因逆进口带来回飞棒效应,不如说通过向发展中国家大量转移技术,自身技术创新反而增加。技术就其属性而言具有井泉效应(Springs Effect),越是打水越有新水涌出,同样,发达国家技术越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创造新技术的机会与可能性就越大。通过技术转移生产的产品的逆进口,可刺激发达国家的技术开发与产业结构高度化,并能以低价向消费者供应商品,从而产生肯定性的回飞棒效应。韩日之间的技术转移关系也应从这一视角切入,结构才会朝增进互利的方向转变。【整理=李在权记者】
1992-03-06 | 李在權
“日本应放弃技术重商主义” 金永镐教授在国际技术合作研讨会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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