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03-04 | 서울경제

[圆桌] 身份带来的义务 梁在元(东南亚海运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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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第14届国会大选的热度逐渐升温,如今我们不禁重新思考作为政治制度而被我们采纳的民主主义。 民主主义建立在人权平等与个人自由的基础之上,这是我们的常识,人人都有共鸣;只是随国家与时代不同,这两大价值所承载的分量有所变化,并由此呈现出各种形态的政治制度而已。 不知从何时起,知识界似乎普遍认为,我们的社会是一个比起自由更重视平等的社会。当然,就选民不论男女老少、贫富贵贱都各有一票而言,平等是不可让步的原则。此外,在追求个人幸福时应赋予任何人平等机会这一坚定价值观之上,社会的各项制度才应得以确立,从这一点看,平等也构成了不可动摇的价值。 因此,在这个社会中,无论何种意义上都不能存在特权阶层或另设的阶级;打破封建社会的桎梏而出现民主主义,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 然而,偏重平等同时意味着自由的空间被相应限制。过分强调平等,可能阻碍个人的创造性,进而导致损害整个社会活力的结果。正因如此,自古以来,在民主社会中自由与平等的协调恐怕一直是最艰难的课题。 近来,既有自嘲之声说我国经济已从亚洲四小龙沦为蚯蚓,周边国家也传出种种讥讽,说香槟开得太早、不过是纸老虎。导致我国经济活力受损的因素实在不止一两个,但也有分析认为,在诸多因素中,平等与自由的失衡也占了一份。 当然,这绝不是主张我们社会需要出现新的阶级,或人为的差别可以被正当化;只是担忧因突出平等,使许多负有责任者疏于其责任所附带的义务,从而导致社会变得无力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珍视自身角色与使命者,才是我们时代新的贵族,也可视为真正意义上的领导层。 怀有自己所担之事对国民与国家有深远影响的自豪感,并明确认识到自己负有出色完成该事的义务,进而自觉秉持与那种崇高价值相应的神圣责任的姿态——这样的人才是现代的贵族,是这个时代的领导层。 同时我相信,唯有当国民的精神成熟与自觉借由这样一股浩荡的整体潮流得以实现,我们无限的可能性才会重新显现,使众多周边国家的嘲笑黯然失色,形成前进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