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的时候/三月是在奉元寺后院那破裂的钟身上/轻轻抚摸着积了五百年的伤痕/在赤贫饥饿、血泪凝结的江山上/压低嗓音、屏住呼吸/穿着布袜爬过薄冰/像我父亲半夜里战战兢兢翻过荆条篱墙一般/就那样前后掩口、塞耳、几乎断气地来了/怕惊醒祖父只穿一件粗布单褂/在满洲北间岛遍体青紫往来时、客栈里那悲凉的通铺之梦/怕梦醒后又成为痛恨重新燃起的火种/怕成为在帝国主义刀枪之下被一截截砍断的/青枝绿叶/怕祖母长夜里拨着灯芯/把蓖麻油灯熬得干枯/带着这样的忧虑来了 带着泪水与叹息的烙烫来了 那时的三月’(拙作《三月》) 是的。那个年代,谁敢把三月轻易挂在嘴上。因为像积在心里的郁结一样被深深藏起,我直到成为女学生,都对那段光辉的历史一无所知。即便知道了,又能如何。 我的高等女校时代,实在是难以熬过的岁月。每天的防空训练、劳动奉献、神社参拜,那还算轻的。半岛学生被征为学徒兵,姑娘们被搜捕充作慰安队,整个朝鲜半岛成了一片荒地。亲戚家的哥哥从延禧专门学校被拉去当学兵,故乡的儿时玩伴为躲避慰安队,嫁给了并不中意的新郎。据说无论如何都得做点什么,闲着就危险,于是我决定报考师范学校以求避身。因为据说师范毕业后哪怕被分配到偏远山村当教师,也首先可以免于征召。京城女子师范学校讲习科一百六十人中,朝鲜人女学生只有二十名,我记得为了挤进那二十名,作了相当吃力的应考准备。因为不仅全国,连满洲、中国的考生都涌了过来。 正如我直到成为女学生才知道三一运动,当时虽因大人们的窃窃私语而不安,却并不真正明白慰安队是做什么的,大概以为是被拉到军需工厂一类地方去受苦而已。 摊开地图来看,就会真切感到朝鲜半岛的位置实在是宿命般地具备了被外来势力侵略的条件。北有满洲、中国、俄罗斯,南有日本,夹在这些大国之间的小国数百年来连一声大咳都不敢,只能把苦咽进肚里。仅看远处的高丽时代,成宗、穆宗、显宗等三十年间三度遭契丹入侵之苦;高宗十八年(1231年)开始的蒙古入侵前后共七次,在酷烈的掠夺下国土被践踏。留下了惨痛的记录:要献上一万领、两万匹马、一万匹绢、百万人份的衣服,还要选送绣妇、工匠乃至年幼的童男童女。蒙古后来将国号改为元,为了更强硬地把高丽置于附庸统治之下,历代国王必须以元朝王室的公主为正妃,王子则须留在元朝首都,甚至实行人质政策。从第二十五代忠烈王到第三十代忠定王,六代国王的谥号首字都定为“忠”字,据说这正是高丽王室对元表示忠诚的标志,由此可以想见其惨状。 而到了近世朝鲜,更是无话可说。壬辰、丁酉的倭乱,清的侵略,丁卯、丙子的胡乱等,在接连不断的外来侵略下受尽折磨,最终留下了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所谓日韩合并这一令人痛恨的历史。 每逢这样的外来侵略,陷入水火之中的都是百姓。王室和贵族无论高丽还是李朝,都在内乱与篡权的混沌中无暇顾及民生的苦难。今天也不例外。光复将近五十年,然而把征用、学兵、慰安队事件这类民族之痛揭示出来的,却是国民自己。政府也好,自称代表民众的在野势力也好,都只是为了夺取政权和本党利益而高声喊叫,为洗去民族的伤痛什么也没有做。竟到了要等敌国日本人自己悔悟战争罪行、主动揭露并道歉,才终于成为社会问题的境地。即便把日本全部国土作为赔偿收下,也无法挽回失去的一生,我只愿那些含恨的生灵至少在余生能得到慰藉的道路尽早打开。光复五十年,我们所有人是否真该重温三一精神,让先烈所流的血不至于白流。
1992-03-01 | 서울경제
[周日清晨] 又到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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