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02-23 | 서울경제

[周日清晨] 知识人与实践人 金亨锡〈延世大学名誉教授·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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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时代的悲剧在于,精神领袖陷入怀疑主义,而愚昧者自称理想主义者”,说这话的是20世纪中期的神学家R·尼布尔。 当时的共产主义者和自由世界的政治领袖们,做的都是些如在沙上建屋般不该做的事。他们扩张军备、开发核武,把冷战的悲剧推向极致。然而精神领袖们却未能提出任何理想和方向。 那么,如今我们的悲剧在哪里? 或许可以说“知识分子丧失了理想,政治经济领域的实践者成了私心的奴隶”。若仅以精神落后国家的现象而作罢,其严重程度是否过于深重? 现实令人担忧:政治人物若排除对政权的欲望似乎就无事可做,若让人不再赚钱,经济活动是否就会停滞。个个都在组建政党,而参与政党者除了自身的政权利害之外别无所念。比起努力改进自己公司生产的产品,大多数企业人更想靠销售同类外国产品赚钱。 在英国这样有传统的国家,学者和教授的思想与著作内容,成为国会议员和部长立法与行政的方向与指南。因此在国民眼中,国会议员和部长是领导者,但国会议员和部长的领导者却是思想家和教授。所以到了这种程度:若学者或教授自愿去当国会议员或部长,反而会被批评为知性的堕落。 然而不幸的是,我们没有具备精神创造力的知识阶层。批评、指责现实的人有,认为一切都不妥而予以否定的知识分子也很多。但没有能够提出“为了什么、该怎么做”这种肯定方向和希望性理念的知识阶层。 其结果比实践者的不足或贫乏更令人忧虑。船舱里的机师们在努力工作,而船长或航海负责人却弄错了船的方向,那么这条船将来的命运会如何? 牧师、神父、僧人们自夸大韩民国是宗教国家。那么基督徒或佛教徒要做什么、怎么做呢?无数增加的寺庙、随处可见的教堂、以独断的现实判断使社会人士陷入迷惑的部分宗教界领袖、拒绝对话而埋首于教权和教理之争的宗教现象,能给我们社会带来什么,又想给什么? 我国自夸拥有不逊于世界的大学数量。但是否在施行令人期待的教育,教授的能力与素质是否受到健全的评价?当下的大学风气和教授们不体面的非教育行为,有何辩解余地? 如此看来,如今我们最期待的,是能够为实践者指明方向和理想的知识阶层的诞生。知识分子应成为精神上的理想主义者,其主张应能获得实践者的共鸣。知识分子与其站在政治或经济的第一线,更应提出其理想与活动的价值判断。 最近虽在逐步改善,但宗教领袖、学者、教授等知识分子跳入政界、自请为经济充当后援的风气应当改善。回想一下,曾有一段时期,社会人士看到为当上维新政友会国会议员而四处奔走的教授们,是何等失望。当然,宗教和大学在数量上膨胀的结果,可以想见冒牌神职人员和教授也会按比例增多。但若领导层的知识分子无法为社会找到理想与方向,我们社会将来会怎样? 我们生活在一个渴求能为实践者阐明方向与理想的知识分子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