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2月,韩国因当时在通信设备领域对美国录得约5亿美元顺差这一“可恶之罪”(?),依据综合贸易法被起诉(?)为PFC(优先开放对象国)。 此后两次各获一年的宣告缓期(?),为避免被判处“无差别报复”这一极刑,韩国在过去3年间先后10次与美国坚韧谈判,最近决定采取1994年VAN市场完全开放等一系列措施,并成功换得对方撤诉(?)的协议。 这一结果究竟能否评价为成功呢。 美国对韩国的通信市场开放压力可追溯至1986年。当时AMCHAM(驻韩美国商会)向商务部报告称韩国在通信领域贸易壁垒高企,商务部接受该报告后正式着手现状调查,1988年汉城奥运会刚结束,便打着“无差别报复”的旗号开始要求“无差别开放”。 如今回看,当时美国的开放要求内容荒唐得离谱。“开放除电报、电话以外的所有通信服务领域”、“韩国通信费用过高,必须下调”、“设立类似FCC(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的机构”等等,当时美国的要求是干涉韩国政府通信政策与通信制度、甚至侵害通信主权的荒谬威胁。 政府十分慌乱。对方要求开放VAN,而当时的水平是连VAN究竟是什么都不了解。在陌生词汇面前政府还在困惑之际,美国又抛出单纯传输服务、复合传输服务、线路转售、企业内通信等越来越艰深的术语,强压开放。 政府的政策随即开始按照开放的逻辑重整。特别是商工部与经济企划院提出了应通过大胆开放培育国际竞争力的自由主义贸易论。 唯有递信部主张分阶段开放、持慎重论,一方面将韩国电气通信公社民营化等通信部门的一系列开放与竞争措施提前于原定计划实施,另一方面坚持应尽可能争取时间以应对开放。 递信部“先对内开放后对外开放”的逻辑颇具说服力,但结果上对内开放时机并未大幅提前,未达到国内VAN企业要求的水平,也未能争取到培育对内竞争力的时间。递信部将一系列VAN开放措施用作对美谈判的牌,直到对外开放临近才采取对内开放措施,因此国内VAN企业未能获得具备竞争力的时间。 然而递信部的争取时间战术奏效了。举例来说,VAN市场完全开放时点,美国最初要求1990年,递信部则回以1996年。次年美国退让至1991年,递信部让步至1994年。随后美国执着地要求1991年开放,但递信部坚持1994年,最终予以贯彻。 对此,部分企业指出,递信部只急于争取时间,却未能及时采取培育对外竞争力的适当措施。尤其是在VAN以及无线和移动通信领域,必要措施采取得过晚。另一方面也有强硬批评认为,递信部未能争取到更多时间,也未能放缓开放速度。 目前看来,认为好歹在最初应对美国无理威胁时争取到了时间的自我安慰论似占优势。但对此的评价将在1994年以后作出。因为评判的标准不只是争取了时间,而是国内企业究竟具备了多少竞争力。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不仅是递信部,整个政府各部门由于对信息社会中的通信理解不足,至今仍未意识到通信市场开放中存在巨大陷阱,也未制定任何对策。 【记者 许斗永】
1992-02-21 | 許斗永
市场开放的台前幕后 <中>
本页标题和正文均由AI机器翻译,未经人工审校。准确内容请以韩文原文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