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羡慕凯恩斯及其后辈经济学家所营造的30年代剑桥的知性氛围。知道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是这种知性氛围产物的人并不多。 从某种意义上说,凯恩斯是幸运儿。聚集在他周围的年轻学者都是以一当百的杰出人物:R·F·卡恩、斯拉法、哈罗德、琼·罗宾逊、E·A·G·罗宾逊等等。这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将其政治经济学教授职位传给A·庇古、令其继承剑桥大学经济学传统的情形形成对照。庇古可谓是独来独往之人。 与庇古竞争而未能获得教授职位、终生只能担任准教授而非正教授的凯恩斯,常把往来伦敦与剑桥途中构想出的通论片断内容交给卡恩。卡恩拿着这些内容与凯恩斯的追随学者们经过几次研读会,加上评论后再送回凯恩斯。他们打破传统古典学派理论、创造出能够解决当时大萧条的新理论,其自豪感与兴奋感想必十分强烈。 正因如此,凯恩斯才在其通论中敢于自信地说:“在经济与政治哲学领域,30岁以后受新理论影响的人并不多,官僚或政治家所运用的理论中没有一个是最新的”,以及“那些自认为不受知识影响的政策制定者,其实不过是只懂陈旧理论的经济学家的奴隶”。 我曾一度在剑桥常与卡恩、斯拉法、罗宾逊等人见面,听他们讲述与凯恩斯共同体验的知性氛围。 60年代的某一天,我曾拜访斯拉法居住的三一学院宿舍。所谓宿舍,也就是一间空旷的大书房和紧挨着的小卧室(斯拉法和卡恩终生独身)。我记得他指着书桌上杂乱堆积如山的稿件笑着说:“那里面某处还有30年代写的、得到凯恩斯评论的论文呢。”生活在这片虽在积累知识却难以形成真正知性氛围的土地上,我时常回想起凯恩斯与同时代年轻学者们的学术气魄与知性氛围。
1992-02-15 | 서울경제
[转盘] 怀念知性氛围 韩升洙(国会议员·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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