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经济人总协会主办的第15届全国经营者研讨会以“韩国经济这样寻找突破口”为主题,自12日起为期三天,在希尔顿酒店会议中心开幕。我们现在身处何处、又该向何处去,这个时代对企业家的要求是什么。当天,前国务总理南德祐发表了题为“韩国:今日的地位与企业家的使命”的主题演讲。现将其要点摘录如下。【编者注】 有人说今天的局面是全面性的困局。在政治方面,政党和议会与其说是讨论国家当前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不如说是围绕自身的问题,即内阁责任制、选举、政治资金、派系纷争等,忙于党派利益与党派策略。 在此情况下,很难期待有助于克服困局的政治领导力,反而“政治正在成为经济绊脚石”的声音日渐高涨。 社会层面也是一片混乱。控诉交通事故、暴力犯罪、环境污染、低劣出版物、暴发户难看的奢侈风气等的媒体之声喧嚣不已。 这都是政府的错、领导层的错、企业家的错、劳动者的错,你怪我我怪你,人们忙于追问原因与责任;但仔细想来,这些正反映了这个社会陷入破产状态的权威、秩序与价值的无政府状态。 政治领导力重要 经济本身也背负着艰难的转型期问题。过去数年政府的经济运营也并非没有问题。1986年以后贸易顺差时代到来时,政府纵有种种困难,也本应加以管理,使其不致演变为货币超发、证券投机、土地投机,企业也本应把闲置资金投入技术革新而非投机。 然而政府与企业在社会混乱、劳资纠纷、工资攻势、外部压力等压迫下未能妥善应对,结果难得的国际收支顺差不仅如南柯一梦般结束,我国经济还不幸重回过去的高压型体质,即货币量、工资、利率、物价、汇率的对外价值被高估,形成极不利于稳定增长和维持产业对外竞争力的体系。 因此,如今物价高、工资高、利息高,再叠加人力短缺、资金短缺,制造业可谓全面丧失了国际竞争力。 回过头看,我国经济的这种实况,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因为经济政策过度从属于政治上的便利。例如选举时期的货币超发、迎合政治攻势的消费性财政支出膨胀、靠货币超发托举股市、广泛的价格管制等;而恰恰现在,面对数次选举,我们正为其对经济的不良影响深感忧虑。 那么,该如何收拾这一困局? 须提高官吏素质 首先,政治、社会层面的问题没有短期内解决的办法。那是通过经验的自觉而实现改善的,只能借教育来加快改善的速度。 因此学校教育乃至社会教育以及媒体的作用极为重要。 如果今天的政治、社会现象无法在短期内改变,那么能否至少让经济正常运转? 为此必须设法减轻政治对经济的负担。第一,必须防止因政治影响而破坏行政的稳定与效率。我丝毫无意为过去的政治体制辩护,但不可否认,为了经济增长,行政的稳定性与效率是必不可少的。像现在这样,不仅总理和部长,连其下的高级管理者都难以在位超过一年,在这种情形下,公职人员要积累国家经营的专业知识与经验、保持政策制定与执行的一贯性,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总统应慎重用人,在不得不更换部长时,须考虑对该部门职务稳定与效率的影响,尤其要着眼于提高高级公务员的素质。 另一方面,应重新审视次官的地位与作用,向日本那样由事务次官领导的稳固职业公务员制度靠近。 教育作用重大 第二是在政策制定与预算编制中排除迎合人气的做法。经济政策与运营因不合理的政治干预而被扭曲,并非因为不懂正确的经济政策,而是因为社会理性主义行不通。最重要的是政府领导者坚定的抱负与领导力,同时急需知识界与媒体的社会教育活动。 经济活力,一言以蔽之,来自能让企业家努力奋斗的企业环境。既然企业的活力就是经济的活力,人们很容易忘记当前课题的焦点正在于此。 然而国内外都传来“没有比韩国更难做生意的国家”的叹息之声。当然这是与日本、香港、新加坡、台湾相比而言的。为什么会如此?企业所期望的环境究竟是什么样的? 第一,企业要求尽可能自由的环境。在政府过度干预、管制和不合理政策支配之处,要么地下经济发达,要么企业家职能所在的“创造性革新”努力受到抑制。妨碍市场经济功能与效率的不必要管制过多,正是问题所在。 第二,企业必须有可信赖之处。要能够相信政府,尤其要能够相信法律。然而因政治便利,法律被虚置(选举法、政治资金法等等),而合法之事也会被舆论审判推着成为惩戒对象。可是若法律纲纪不立,企业就难以确立行为准则,也无法信赖政府和未来。因此若有需要纠正之事,应修改法律予以矫正;若用行政力压制不违法之事,企业便无处可信。所以法治主义是自由经济体制的根基。 第三,企业希望政策具有一贯性与稳定性。政府随情势变化调整政策理所当然,但政府自己制造问题、又因政治与行政便利而急转政策的做法必须努力避免。过往经验给出的教训是:平时就确立健全的宏观政策框架并坚决守住不使其崩塌,从而无需急剧的政策转向,这才是最好的政策。 如今我国制造业在国际比较优势和国际分工中正逐渐失去立足之地,这才是更根本的问题。 制造业的突破口与立足之地应在零部件制造业中寻找。目前我国工业结构最大的弱点是中间产品的进口依赖度高,而我们所追求的高端产品的特点是所使用的零部件数量众多。 零部件国产化迫在眉睫 若以中小企业为主力集中于零部件生产与出口,这些产品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能卖出,引发进口管制或贸易摩擦的可能性也相对较小。只要具备价格与质量上的竞争力,无论日本或欧共体把进口壁垒筑得多厚,他们同样必须在成品竞争中生存下来,因而不可能对我们价廉质优的零部件视而不见。引进外国企业生产成品,国内企业从其获得技术转让并生产零部件,将是减轻资金、技术开发、市场开拓负担的途径。 如果说为确保制造业的立足之地,振兴零部件工业是绝对条件,那么政府就值得研究出格的振兴措施。在避免被外国指责为出口补贴的同时,促进零部件生产创业与投资的税制、金融措施,系统的技术指导,吸引直接投资,收集与传递有关零部件技术、销路的信息等等,办法多得是。需要形成共同认识:日渐失去活力的制造业的立足之地正在于此。 最后,在企业环境恶劣、企业陷入困境的此时,这个社会、这个时代对企业期待什么?一言以蔽之,似乎是要求企业家在作为资本家或经营者的同时,成为社会的领导者。 企业作为通过雇佣与生产创造收入的主体,其社会功能与责任极为重大,相比之下对企业家的认知与评价却不够宽容,这似乎源于把企业家视为社会领导者的视角。如今作为领导者的企业家正面临极为艰难的考验。 外部环境恶劣,内部环境也因突如其来的劳工攻势等而困难重重,这是事实。但这种过渡期的考验,除了以企业家的领导力去突破,别无他法。要纠正社会对企业的认知,首先企业自身必须整肃企业的形象,并以率先垂范企业社会责任的领导力来展现。【整理=崔英圭记者】 [照片] 前国务总理南德祐
1992-02-13 | 崔英圭
“经济应摆脱政治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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