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02-06 | 宋河植

[周四连载] 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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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农耕文化产物的大米,与我们民族的历史相伴而行,时代虽已变迁,但大米始终构成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根本。从历史上看,高丽末期土地制度紊乱、农村破产,成为颠覆高丽王朝政变的导火索;朝鲜王朝各类民乱的根源同样是大米。 另一方面,进入现代以后,大米每年为农户带来6万亿韩元以上的收入,在流通环节也养活着无数人。除这种经济效用之外,稻田一次可蓄存30亿吨以上雨水,具备调节洪水的功能,同时还起到净化大气的环境利器作用。 本报为使读者正确认识凝聚着民族悲欢与气息的本国大米,并对当前如潮水般涌入的外国农产品保持警惕,将于每周四定期连载与大米有关的故事。【编者注】 关注乌拉圭回合(UR)谈判的韩国农民,忧虑日益加深。因为一种不安正在显现:视UR谈判结果,或许不得不放弃占其收入来源50%的稻作。 从农民的立场看,无论旨在扩大世界自由贸易的UR推出多么出色的划时代措施,他们都没有余裕去欢迎。因此我国农民或许才把UR的发音比作雷声,读成“轰隆轰隆”。 面临今年国会选举与总统选举的韩国政府,在大米市场开放问题上也反复审慎,反应极为敏感。 因为迎接两大选举的执政党无法摆脱这样的担忧:勒紧农民脖子的农政将带来致命的负面影响。 韩国农户人口为666万人(1990年统计),占全国人口4352万人的15.3%。农户的未成年子女大多以求学或就业形式进城,说目前留在农村的这些人全都是选民也不算夸张。可以断定,这是足以左右选举胜败的庞大票仓。 政府高层人士每逢机会便重复“一粒米也不进口”“今后10年向农村投资42万亿韩元”的公开承诺,也正是意识到这样的农村选票。甚至有政治人物就UR谈判“强辩”称,即便其他全部丢掉,也要守住大米,这一点足以雄辩地说明大米市场开放问题是何等严重、关乎政策生死的当务之急。 在UR谈判逼近最后阶段的去年年末,政府通商人士对大米问题表现出如鳖缩头般的自我保护本能,这也是事实。与一度的“部分开放”“开放大势论”相比,谈判姿态已大为不同。 拖延了5年的UR谈判,期限又延长到今年4月。各国利害如乱麻般缠绕,难以理顺,因此再次推迟。但主流预测认为,若越过今年4月,美国总统选举、EC(欧洲共同体)一体化、俄罗斯与东欧改革等国际形势将使谈判难以续行。 即便如此,大米问题今年仍将如影子般跟随韩国与美国的选举,困扰执政党,这一点是明确的。大米市场开放的攻防战只是听不到炮声而已,横跨太平洋的巨大压力终究无法回避。 我国有过两次大量进口大米的记录:朝鲜王朝肃宗二十四年即1698年和第五共和国初期1981年因大歉收,分别从清朝和美国进口4万石(5800吨)和1600万石(224万吨)大米。 历史告诉我们,当时即便付出行情2至5倍的高价,在与外国的大米交易中仍经历了屈辱。 大米市场一旦开放,国内大米生产基础或许将重演1956年至1964年美国剩余农产品引进期间国内麦田被荒废的命运。 因此,去年12月27日在首尔新门路,承载1300万名反对大米开放签名者怨声的牛车示威,似仍留有鲜活的记忆。【宋河植 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