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经济政策的最终目标在于增进国民福祉。因此,政府努力增进国民福祉、改善生活环境,本身无可争议。然而,即便增进福祉是我们的愿望和目标,做事也有先后次序,想一次满足所有需求便是错误。 在经济不稳、我国经济结构依然脆弱、竞争力减弱、贸易逆差急增之际,不能抛开一切只倾力于增进福祉。曾把我们称为四小龙的发达国家劝告说,现在开香槟还为时过早,我们不能对此视而不见而偏重福祉。 尽管如此,政府此次制定第七个五年计划时,对第六共和国成立以来积极推进国民福祉政策自我称赞;看到这一情形,我们不得不劝告其冷静而深刻地自省:是否正因如此而动摇了稳定增长的基础。 为农民增加耕地、为城市平民置办住房、让更多病患得到治疗,无疑是国民的梦想和甜美的香槟。但要实现这样的梦想,先扩大生产与所得、以国际收支顺差偿清全部净外债之后再踏实追求也不算晚。在政治上,增进国民福祉也许比让国民等到克服赤字更受欢迎。但在贸易逆差逼近100亿美元的困境中,提前实施200万户住房公约,是否值得洋洋自得地夸耀,我们想提出这一疑问。 对于积极推进面向国民经济中最脆弱部门——农渔村和城市平民的政策,我们没有异议,反而希望更加有力地推进。尤其强调,对因农产品市场开放而连生存权都受到威胁的农民,需要更为积极的结构改善政策。有的国家把沙漠变成沃土并出口农产品,而我们承续五千年的农业,不能在国际竞争中被淘汰。 为此,希望政府就如何提高农渔民所得、改善生活环境作出细致具体的规划,并推进结构改善政策。 2 把农地所有上限由3公顷扩大到20公顷,不能视为国际竞争所需的手段。至少需要能够充分提升农产品附加价值的划时代农业结构改善。为此,应通过改善农水产品的加工与流通结构,积极支持创造更高附加价值。 此外,为克服可视为我们生活中最严重问题的交通难与运输难,政策努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要解决世界最高的交通事故率和已至极限的运输难,必须扩充陆海空全部交通网,并对运输体系进行划时代改革。然而,为解决交通问题而铺设公路、港湾和铁路固然紧迫,但仅靠扩充设施的投资似乎难以解决所有交通问题。今天交通事故率高,相当程度上源于忽视驾驶者精神与伦理的交通行政;而要解决已达饱和的运输难,建立不阻断各方流通的立体运输体系更为重要。在新建高速电铁这类特殊运输手段之前,应先研究其对整体立体物流顺畅能有多大贡献。 同时,防止水质污染等环境改善政策的要求也日益迫切。我国水资源丰富,但综合管理疏忽,水质污染严重,大气等呈几何级数增加的环境污染已近极限。为所有产业体和国民的环境改善,政府理应有积极政策。但政府在改善过于广泛分散的环境问题时,不应像向汉江投石那样临时应变、盲目浪费,而应制定使政府、企业与国民等所有经济主体都能共同关注并努力的有效环境改善计划。 对于保健医疗服务和社会福利政策,我们不吝于强调其重要性。但我们强调,政策方向应从偏重零散地仅在数量上扩大保健医疗服务的受益,转向系统性改善并谋求服务质量提升。与其使低质医疗服务大众化,更需要为提升医疗服务质量而改善制度。希望通过医疗机构的经营合理化与研究投资,使国民能享受优质医疗,并强调包括医疗保险制度在内的各类医疗行政须作划时代的方向转变。 政府在制定国民福祉与生活环境改善政策时,应摒弃追求数量的展示型行政目标,以踏实的质量改善为目标,分阶段加以推进。
1992-02-03 | 서울경제
[社论] 国民福祉与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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