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纪至今,构成现代社会科学源流的思想家中,将马克斯·韦伯列入其中不容置疑;在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层面,韦伯都占据着绝对地位。韦伯亲历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秩序崛起这一人类文明的巨大转折点,由此积累起自身的思想财富。 韦伯把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理解为理性的西方精神的产物,并追溯了基督教伦理与价值在社会变动中所起的作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正是提出这一论点的代表性著作。 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视为理性西方精神产物的韦伯,从Tongyang的精神史特征中追溯了为何东方社会未能发展出资本主义而处于停滞状态。这里要介绍的《儒教与道教》便是体现其这一学术成果的《宗教社会学论集》中的一篇。该书是西方人以自身视角对东方社会与文化进行细致考察的代表性著作。 据他所言,在西方,由于崇尚人格性与伦理性救世主神(基督教)的宗教,鬼神信仰难以发展。相反,中国的神与西方超世俗的创造之神不同,是非人格的、不把自身法则强加于人的神。也就是说,Tongyang的神是在地上统治方式以及作为宇宙秩序一部分的自然之中显现其面貌的神。因此,与世俗君主与教皇相互分离的西方不同,中国的皇帝首先是最高的祭司。皇帝的卡里斯玛取决于其伦理德行,官僚们同样并非把统治原则建立在理性制度之上,而是把权力根源置于自身的卡里斯玛之上。 从这一层面看,韦伯所把握的中国社会最大特征在于它依赖于文人阶层的性格与作用。中国早在1200年前就已不以财产而以“教养”,特别是通过科举考试而扩展的出任官职的资格,来决定社会等级。也就是说,远在西方崇尚人文的文艺复兴时期到来之前,中国就已把文化教养作为社会尊敬的最主要标准。中国封建时代的文人被正式称为“活的书库”,尤其精通仪礼。他们以自身学问把国家作为既定前提加以接受,并对维持国家的教会机构性格作出了贡献。 严格说来,中国并不存在所谓宗教。被称为儒教的中国官方宗教(?)意味着“文人们的教诲”。这种教诲作为中国人的生活原理深深渗入其内心世界,也作为政治社会的正式统治原则发挥作用。作为文人教诲的儒教,除宗教功能之外,还作为现实政治的统治理念,代替了西方形式法与自然法的作用。 儒教提出的理想人格类型“君子”,指在各方面都实现了人格自我完成的人。而这对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专门职业是排斥的。经济发展被视为追求利欲,而这会刺激人的物欲,从而引发社会不安。这种立足于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经济原理的观念,实际上具有抑制围绕买占与财富独占的前资本主义阶级纷争的性质。在儒教原理中,能够引导财富增长的职业专门化或专业性被视为使人无法达到全人格完成、即君子之道的小道。韦伯认为,中国儒教的这一特征与孕育了基于召命(calling)意识的禁欲职业观的新教伦理形成鲜明对照,并把这一点视为中国社会未能发展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韦伯认为,在中国被视为Leedan的道教,具备能够发展节约勤勉精神与商业职业意识的一面。但韦伯评价认为,它并不具有西方新教伦理中所见的禁欲性格,反而具有冥想性格,因此在发展为资本主义职业伦理方面与儒教同样存在局限。 特别是在中国,正统与Leedan的标准被置于以忠与孝为基本、追求共同体秩序的儒教之上,因此道教未能确保有效传播自身伦理的社会基础。道教扬弃儒教的形式层面,描绘的是无政府的理想社会而非共同体秩序,并把更多重点放在个人的内心世界上。因此,以传统儒教为基础实施统治的中国皇帝,把脱离儒教正统价值的道教视为Leedan,并将其作为招致社会灾难的恶加以压制。 中国社会对儒教正统的笃信,在其根源上与西方清教主义所依据的非理性一脉相承。但韦伯主张,与西方基督教能够以新教伦理为基础通向资本主义精神相反,儒教精神在构建立足于新经济原理的世界秩序方面起了消极作用,就此而言二者的社会变动性质截然不同。 ◇国内译本:文艺出版社刊 书评:郑荣国(延世大学讲师·政治学)
[照片]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 ▲德国社会学家·宗教社会学家 ▲代表著作:《儒教与道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印度教与佛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