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01-25 | 서울경제

[圆桌] 思乡 朴渊礼(作家、艺术院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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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是令我们离散家属心头激荡的一年。有了承诺和平共存的南北协议书的交换。或许不久便可回到故乡。一想到此便心潮澎湃。 我是在解放次年的1946年4月离开故乡咸兴的。妻子背着3岁的长女,我背着行囊。 在黎明的路上与母亲生离死别。若还在世,今年115岁。年岁已高,在那险恶的岁月中存活的可能几乎为零。母亲紧握我的手,嘴唇颤抖着哭泣。那时人民委员会和保安署已设立,共青团也已组建。 在既是戏剧演员又是社会主义者的姨表兄劝说下,我主要爱读俄罗斯文学作品。读过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高尔基。读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而激动也是在这一时期。内容概括来说,是描写村中富农顶着抵抗建设“集体农庄”过程的作品。事实上我是憧憬着那样的社会迎来解放的。 我茫然不解。首先,即便只想走十里路,没有人民委员会签发的通行证也去不了。而且声称解放了朝鲜的“红军”,把朝鲜氮素会社房屋般大的变压器以及各种机器肆意拆走。 我听到自己对社会主义的憧憬崩塌的声音。随后我想到了民主主义。秘密加入民主青年会也是从这时开始的。我被身为保安署员的同窗逮捕,被拘押一个月后附条件按手印获释。我曾誓言要带头逮捕同志们。 我背叛了他们。不久逮捕令下达,我家一片混乱。若再被抓,或许会被押往西伯利亚强制劳动营,或者被处死。总之,我与妻子在深夜渡过水深及腰的汉滩江,越过了三八线。 对我而言,故乡如此令人恐惧。我早已放弃故乡而活。我曾认为,只要那令人毛骨悚然的“斯大林主义”不解体,回故乡就难以实现。 从僵固的思维回归人性的世界,似乎还需要漫长的岁月。故乡与水原的家令我思念至深,但每当想起这些便凄凉而忧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