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次韩日首脑会谈中,尽管我方将技术转移问题作为最大争议点凸显出来,却完全未取得实质性成果,以此为契机,要求进一步强化我国技术外交体制的自省之声日渐高涨。 迄今为止,我国的技术外交每逢首脑会谈、建交等场合,都会把“科学技术合作”列为议题,但大多未能摆脱作秀性质,实际上只发挥了“外交装饰品”的作用。 不过,通过此次韩日首脑会谈,技术浮现到外交的前台,唤起了国民对技术外交独立地位与重要性的关注。也有评价认为,这提出了我国技术外交今后必须实现重大质变的必然性。 政府在把握韩日两国悬案的视角上,也将贸易赤字视为“当前问题”、把技术转移视为“本质事项”,显示出与过去不同、提高技术问题分量的认识转变。 然而,与日本已摆脱过去对美从属性技术外交、转向“主导路线”不同,我国仍未脱离陈规式技术外交的惯例,其结果被分析为此次首脑会谈中我国技术外交的“事实上失败”。 仅就此次而言,政府认为我国对日贸易赤字源于技术差距和日本恶意封锁技术转移的措施,因而以很高强度提出了两国共同出资2亿美元设立产业科学技术合作财团等产业技术转移要求,但为主张技术转移的正当理由而进行的逻辑开发似显不足。 例如,日本政府回避技术转移的逻辑是“产业技术转移是企业间的商业交易问题”,而此次政府提出的技术转移回避案例仅限于出资研究机构的研究合作滞后事例,因而日方得以含混过关。更严重的问题是,由于日本政府对本国企业拥有绝对控制力和指导力,日本企业过度封锁技术转移,国内企业因此蒙受损失;因此有观点指出,政府本应查明相关事实关系并系统整理案例后加以提出。 然而,由于只是提高了嗓门,却忽视了使要求正当化的努力,正如日方的反应那样,是否真正超越了“无理纠缠”的水平,值得深刻反省。 正如此次首脑会谈中鲜明显现的那样,技术外交近来与以技术为中心的世界秩序重组这一大潮流相互交织,正呈现出向全新层面展开的趋势。 对此,18日下午科技处在喜来登华克山庄酒店紧急召开的“科学技术外交扩大方案讨论会”上,延世大学李基铎教授强调:“以海湾战争和苏联解体等为契机,过去作为国际秩序基础的意识形态正逐渐被‘科学技术主义’取代,这是明显的潮流”,“我国也应将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的重心转向技术”。 担任G7项目专家规划团长的姜麟求博士(金星中央研究所所长)首先指出:“技术开发具有从基础科学研究到产品化的全周期性质”,并担忧道:“技术力处于劣势的我们,为挑战新技术,也不得不在技术开发周期中的部分要素技术上依赖发达国家,但最近发达国家的技术壁垒干脆带有封锁性质。” 姜博士接着预测:“要成功实施G7项目、跃升为技术先进国,扩大研发投资、培养技术人才、技术驱动政策等内部革新固然重要,但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为突破发达国家封锁网而推进技术开发国际化以及技术外交力的集中程度。” 姜博士提出强化我国技术外交的替代方案:▲要素技术的国际共同研发 ▲无限制引进发达国家科学技术人才并大胆派遣国内研究人员出国 ▲与发达国家大学、研究机构、风险公司等展开实地研发 ▲构建科学技术信息的国际收集流通体系 ▲与发达国家机构组建研发联合体、并购外国企业(M&A)等战略联盟,并主张为落实这些方案,制度改善刻不容缓。 另一方面,进入90年代后,政府依靠将技术合作对象从过去以美日为中心扩大到苏联等东欧地区的扇形外交,大幅扩展了技术外交的外延。 但有观点指出,要将合作项目从交换文件的水平升华、发展为注重实效,还须配套扩大严重不足的国际合作项目经费、改编政府机构编制等体制整备。【李在权记者】
1992-01-20 | 李在權
技术外交“偏重展示” 借韩日首脑会谈之机…“科技谈判”为何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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