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日两国间最大悬案——对日贸易逆差纠正问题的讨论,再次回到原点徘徊。 虽然在17日卢泰愚总统与宫泽日本首相的韩日首脑会谈上宣布,双方同意在今年6月底前制定纠正贸易不平衡的救济方案,但该实践计划是否具有实效令人怀疑。双方决定通过韩日贸易产业技术合作委员会集中讨论贸易不平衡、技术合作等课题,但从日方此前的态度看,很难期待有何成果。 去年5月卢泰愚总统访问日本时,日本也曾承诺设立产业技术合作委员会、派遣对韩采购使节团、开展技术合作等,但最终不了了之。日本对设立产业技术合作委员会也以种种借口一再推迟,去年举行过一次形式性会议后,实际上处于停摆状态。 日本把该委员会的共同委员长降格为两国政府副部长助理级别,使首脑会谈上讨论的课题意义大打折扣。 特别是,日本勉强向韩国派遣的对韩采购使节团并非由企业采购负责人组成,而全由已从现职退休的元老构成,其结果不过是发表一份“没有可买的东西”的简短声明后便返回日本。政府间的技术合作也表现出只限于信息交流而非共同研究的态度,因而没有明显成果。 就此而言,有人指出,今后就纠正对日逆差的实践计划进行讨论的共识,不过是确认了没有任何事项达成一致(Agree to disagree)而已。特别是,考虑到日本在通商外交上使用“将慎重研究”“决定日后协商”等辞令时,日本人当面不便说“不(No)”的语言习惯,这应被视为实质上的“不”。结果这一次恐怕也只会停留于“总论赞成、各论反对”。 有分析认为,若不是因慰安妇问题导致韩国国内舆论急剧恶化,日本恐怕连“6月底前制定纠正逆差实践计划”这种面子上的共识都不会达成,只会重复“韩国若要改善对日逆差,就必须调整产业结构”的原则性说法。 但在指责日本未在改善逆差上表现出更多诚意之前,我们也应反思自身究竟付出了多少努力。政府、企业、消费者都不自省,却主张“日本对韩国犯下许多罪行,因此必须有所赎罪”,这种说法已难以再行得通。首先,政府应摆脱把逆差恶化责任全部推给日本的态度。在美国大使馆前哪怕只举一块标语牌都如同大事,而对日本大使馆却放任示威者投掷鸡蛋,这种态度只会让韩国政府的信誉扫地。 若无休无止的情绪对立持续下去,改善逆差之路只会越来越远。 此外,有人指出,只笼统地要求改善逆差,而当日方具体询问要求做什么、如何做时,却连像样的资料都提不出来,这种姿态同样是问题。 企业也不应只嚷嚷日本不给技术,而应付出刻骨的努力。 1988年首尔奥运会前,日本曾一度兴起“韩国热”,韩国方便面也大受欢迎,因其辣爽口味而获得响应。然而不到一年,韩国方便面便从超市中消失。原因是连包装都不改,只推出同样的产品,日本消费者很快就厌倦了。 韩国产家电产品也是如此。借“韩国热”之势,日本各地出现了“新兴工业国(NIES)产品专卖店”,但如今全部倒闭。日本消费者出于好奇因便宜而购买韩国产家电后,发现质量极差且售后服务体系薄弱,便不再光顾。技术转让问题也一样。自己不投入技术开发努力,却要求把日本企业艰难开发出的技术整体交出,本就是过分的要求。有必要倾听日本企业的指点:“韩国企业不想着把一次拿到的技术加以应用发展,只是一味使用,过几年又来要求新技术。” 特别是,若不深入渗透如乱麻般纠结的日本流通市场,对日出口就不会增长。然而,国内企业此前只是向政府要求“请消除日本的非关税壁垒”,很难说曾努力去艰难地打入日本的流通结构。此外,连一本像样的追踪或研究日本非关税壁垒的资料集都没有,这种状况也理应受到批评。 消费者也须觉醒。口头上说对日逆差是大事,实际上却成批买回“象牌电饭锅”,电子技术研修生也大量抱回日本产电子产品,以这种姿态,对日逆差不可能改善。过去日本人即使到海外旅游也是买回日本产品带回国,我们也应从这一事实中得到某种教训。不加批判地接受日本文化的风气也可谓一大问题。 既然无法期待日方在改善逆差上有所努力,那么全体国民就应自己付出不止于口头的、切实的艰苦努力。若摆脱不了“日本不好”的情绪层面,又懒于反省自身,改善对日逆差只能成为永远无法解开的课题。
1992-01-19 | 崔性範
[对日逆差30年]<下>加深的经济依附 不能再这样 反省与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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