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我国与日本的贸易真正展开,始于韩日邦交正常化的1965年。当时两国贸易规模仅为2.2亿美元,微不足道,而到1991年规模比当时增加152倍,达到335亿美元。 截至1991年末,日本是韩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韩国是日本的第五大贸易伙伴,由此可见两国互为重要的经济伙伴。 然而,尽管贸易开始已近30多年、贸易规模大幅增长,我国在对日贸易中不仅从未出现顺差,甚至连接近收支平衡都未曾有过,始终未能摆脱长期性逆差。 1965年至1991年的对日逆差累计高达663亿美元。 而且对日逆差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对日逆差在1986年录得54亿美元之后,受“三低”景气与政府对日贸易逆差改善措施推动,一度呈改善趋势,但1990年以后再度开始恶化,1991年对日逆差高达87亿美元。这一规模相当于去年我国全部贸易逆差(通关标准)96亿美元的90%。 考虑到1990年全部贸易逆差为48亿美元、而对日逆差为59亿美元这一点,也就是说韩国把向美国、欧共体(EC)等出口赚来的钱都倾注给了日本。由此可以理解为何会出现韩国是日本的“鱼鹰(捕鱼的鸟)”这样的讥讽。因此有观点指出,若不减少对日逆差,我国贸易收支绝无改善可能,这带有结构性特征。将今年经济运营的最大目标放在改善国际收支上的政府,据悉将以宫泽首相访韩为契机,强调在对日逆差如目前这样呈几何级数增长的情况下,两国关系难以圆满维持,并积极要求改善逆差。 然而围绕逆差原因与改善方法,韩日之间的视角差异之大,与逆差幅度不相上下。韩方指出,贸易不均衡的原因之一固然在于韩国商品竞争力下降,但日方对韩方为改善对日逆差提出的建议屡屡表现出缺乏诚意的态度,因此要求扩大对韩技术转移、派遣采购使节团、消除非关税壁垒等。 然而日方对此反应冷淡,有时甚至带有冷笑。 日方指出,韩日贸易不均衡的根本原因在于韩国从日本进口机械、设备、零部件等,再将组装加工后的产品出口的产业结构,加之近来韩国商品国际竞争力减弱,导致对日逆差扩大。日方主张,韩方无视这一根本原因、无条件只要求缩小逆差幅度的要求是“无理取闹”。 日方甚至认为,不买日本机械就可以了,却硬要买,买完之后又对对日逆差扩大大呼小叫的韩国,如今已成为难以理解、令人厌烦的对手。日本的看法是,即便想扩大从韩国的进口,也没有可买的东西,无从下手。 日本的这种看法,从其在韩方强烈要求下勉强偶尔形式性派遣“对韩采购使节团”、并公布微不足道的采购合同这一点上得到充分体现。 此次宫泽首相访韩时,随行人员中通商方面的负责人仅为贸易局长(相当于韩国的商务贸易局长),这显示出尽管韩国舆论关注对日逆差问题,日本的视角却是如何。 当然,若只看现状,日本的主张也并非全错。对日逆差的80%以上源于机械类逆差,这一点直白地说明了我国若不从日本引进机械和零部件,甚至无法制造出口商品的产业结构。 特别是我国以进口多元化制度、不许可日本综合商社从事贸易业等对日本采取各种改善逆差的措施,逆差却仍在加深,在这一点上也有无话可说之处。 然而,更难认为日方与其此前在韩国获取的巨大实利相称地、真心为纠正贸易不均衡付出了努力。 进入80年代中期,以家电产品为中心韩国追赶势头强劲,日本开始后悔此前过于轻视韩国而转移技术,并开始不愿转移技术。 1989年卢泰愚总统访日时强烈要求技术转移,日本政府却推脱称技术转移是民间企业层面的问题,政府无法干预。此外,好不容易成立的“韩日贸易产业合作委员会”也因日方缺乏诚意而不了了之。 加之当韩国企业自行开发制造技术时,日本还以倾销攻势打消其技术开发意愿。 特别是日本连韩国建筑公司参与日本建筑市场的道路也加以封堵。工程投标资格被限定于在日本国内有工程业绩的企业,新进入实际上不可能。 同时,对韩国希望向日本出口的品目课以高关税,间接阻断进入日本市场的道路。 如同过去一样,预计此次宫泽首相访韩时,日本仍会重复以往的主张,即韩日贸易不均衡只是韩国产业结构的问题、不是日本的责任,只要韩国继续对日本实施歧视待遇,就难以向韩国企业开放日本市场门户。 然而贸易逆差扩大到一定水平以上,就不再仅仅是经济问题。对韩国而言改善对日逆差是重大课题,而日本也必须尽最大诚意,原因正在于此。【记者 崔性范】
1992-01-15 | 崔性範
[对日逆差30年]<上> 日益加深的经济依附 不能再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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