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能够面向众多人、且同时传递信息的大众媒体出现之前很久,表达与传递意思的手段就已存在。 那就是人类的“话语”与“文字”。“话语”是比“文字”更古老的手段,从这一意义上看,把“话语”视为大众媒体的原初形态也未尝不可。 如果说开放社会是“话语”无论在私人层面还是公共层面都开放的社会,那么封闭社会便可说是“话语”受压抑的、封闭的社会。在古代希腊的城邦雅典,随着政治体制由僭主政治(公元前560~500年)过渡到民主政治(公元前500年以后),“话语”的用途也随之提升并活跃起来。处理各种纠纷的法庭与处理城邦政策全般事务的民会,都是需要“话语”的场所。然而同样被需要的是“话语”的技术。为了在陪审员面前为自己辩护得体,为了在关于政策全般的辩论中使自己的立场和意见得以贯彻,善于讲话的技术、有关说话方法的技术被需要着。 为回应这种需求而登场的人物便是智者派,他们所倡导的说话技术即修辞术(rhetoric:辩论术或话术)。 直至今日仍构成西方文化底层的修辞文化及其思想,正源于智者派。但应注意的是,智者派的修辞思想直到定型为今日的现代修辞文化,其间有众多思想家参与,经历了论争与讨论的发展过程。 正如今日围绕大众媒体的政策与作用存在论争,古代也已有围绕“话语”用途的论争。正面挑战那些收取一定报酬、向众多年轻人教授修辞技术的智者派的人物,正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洞察并警惕智者派“说话技术”所具有的危险性。柏拉图留下的20余篇“对话录”之一的《高尔吉亚》,是可以考察古代就已存在的围绕“话语”用途的言论论争的古典。以可称苏格拉底特有的哲学思想方法的问答法形式写成的《高尔吉亚》中,可称智者派代表人物的高尔吉亚及其弟子,以及苏格拉底与其追随者等登场,围绕修辞术展开讨论。 考虑到《高尔吉亚》篇为柏拉图所著,其中登场的苏格拉底的思想立场,也可看作是借苏格拉底之口表达的柏拉图的立场。 对于苏格拉底“辩论术究竟是什么”的提问,高尔吉亚回答说,它是“关于话语的技术”,是“人所能做到的最高、最好的东西”。高尔吉亚之所以将修辞术视为最高之物,是因为他认为,凭借说服他人的能力,“在法庭上可说服陪审员,在元老院或民会可说服议员”,进而“还可以为自己而支配他人”。然而苏格拉底反复集中追问:即便那种辩论术是说服的能力,那它是说服“什么”的能力呢?苏格拉底区分“信念”与“知识”(智慧)。“相信其如此的信念”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与之相反,真正的知识不可能有真伪之分,这是苏格拉底的立场。因此在苏格拉底看来,智者派的说服术并非给予真正知识的说服术,而只能被视为使人把错误的知识当作真实来相信、只寻求说服要领的东西。 对于高尔吉亚“即便没有其他专门知识,只要学会辩论术就绝不会落后于专家”之说,苏格拉底反驳说,那只是“发现某种说服的要领,以此在无知者眼中显得比有识之士更有知识”,并把辩论术比作化妆术和烹饪术加以批判。即按苏格拉底所言,与人的身体相关的技术有两种,即体育术与医术。如果说体育术与医术是就人的健康寻求最高之善的技术,那么相比之下,化妆术与烹饪术只是使之看起来健康、美味,从而与最高之善无关、只按情况给人愉悦之感以迷惑无知者之心的东西。因此辩论术同样并非教人何为正确、何为错误的技术,而只是使人如此相信的谄媚之术。 苏格拉底并未否定修辞术本身。他只是警惕智者派的修辞术可能带来的危害,并承认辩论术如同其他一切行为一样,总是可以有益地用于善的事情上。 只是对苏格拉底而言,比传递知识更重要的本质性课题,是探究真正的知识(智慧)。因此在苏格拉底看来,人的“话语”应当通过对话与讨论这样的形式,用于将灵魂引向真理。这便是所谓“知识的助产术”,即问答形式的“辩证术”(dialectic)。 苏格拉底与智者派都对人所使用的“话语”的重要性有共鸣,却对“话语”的用途持不同见解,这源于他们哲学思想立场的差异。对于认为不可能存在普遍真理与绝对善的智者派而言,辩论术即是把自己的想法与信念说服他人的一种处世术。然而对于欲寻求真正真理与绝对善的苏格拉底而言,真正的修辞术(即辩证术)正被视为寻找这种真理的手段。 ◇国内译本:尚书阁刊 书评:孔镛培(延世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新闻学) ◇柏拉图(Platon) ▲公元前429~公元前347 ▲古希腊哲学家。形而上学的创立者 ▲代表著作:《高尔吉亚》《理想国》《苏格拉底的申辩》
1992-01-14 | 서울경제
[名著十分钟] 警醒诡辩之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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