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如今的政治,这是利权之争,不是政治。特别是围绕大权候选人展开争斗的执政党,只不过是为自己派系利益而进行的泥潭之斗。从10日上午卢总统毫无实质内容的年初记者会来看,这个问题显然会更加严重。还有,虽说要让民主主义落地生根,却依然威权主义盛行;虽说要适应新时代,却仍丢不掉陈旧思维,这就是现实。’ 作为国会财经通活跃一时、在1980年5·17之前担任第一大在野党新民党最高委员的前国会副议长高兴门开口便说:‘当下正需要政治人物转变思维。’ 自1985年2月25日第二批政治解禁以来,高氏至今一概不介入政治现实,保持沉默、静观其变。他自我介绍说,如今除了在北仓洞自己的私人办公室上下班之外,只是管理身体健康、过着平凡市民与野人的生活;但据身边人士转述,他没有一天把关注从“政治”上移开或把思考搁下。 担忧财阀式新党 仿佛为此作证,一谈到政治他立刻表现出浓厚兴趣。‘摆脱不了派系割据主义和威权主义,执政党和在野党都一样。民自党,三党合并时说了什么?说的是“救国的决断”。“救国”是什么?就是拯救国家的意思。可合党之后又做了什么?搞什么民正系、民主系、共和系,充其量只是一味政争而已。所谓“救国”不过是华丽辞藻,实际上一贯是先顾派系利益的割据主义。在我看来,金泳三既然已经掉进合党这个污水桶,就该彻底成为那边的人。唉,变节就是掉进污水桶的人,再怎么装干净能看起来干净吗?在野的民主党又如何?似乎努力想通过合党展现新面貌,但依然威权主义,对改革也不温不火。尽管两党合并,说到底还是“金大中党”。虽说被巨大执政党压制,但改革意志也不够坚定。上次广域选举失败,我看与其说是势力弱,不如说是对改革不温不火的结果。’ 高氏接着谈到郑周永创建新党的问题时摇头说:‘郑氏所说的政治献金一事本身就是错的。’ ‘那明显是自相矛盾的行为。既然捐了就捐了,把它抖出来我认为并不妥当。’ ——曾一度盛传您会参与郑氏创建的新党,您如何看待财阀创建政党,今后有没有从政的意向? ‘任何人都有创建政党的权利,所以不能断言财阀行或不行。人家自信能获得国民支持而要建党,还能说什么呢。只是国民有国民的情感,政治的属性、传统与惯例也不能不考虑。国民非常厌恶政治与金钱的紧密结合。而且金钱一旦介入政治,很难避免堕落。而财阀若建立政党,首先会让人联想到金权政治,那究竟是否可取,是否会成为有助于这个国家政治发展的契机,都得想一想。当然,也不能说财阀介入就必然等于金权政治。但我们想想看,我们为什么反对军人介入政治?那是因为担心军队式思维不利于民主政治、会妨碍政治发展。同样,若财阀式思维左右政治或深度介入,我并不认为那会有助于这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发展。因为赚钱与政治的思考标准本就不同。我确实收到过郑会长具体的提议。但我一句话就拒绝了。我说:“政治毕竟要交到政治人手中,不该连财阀也出面。”今后的执政党应当成为尽可能努力把现实政治与道德嫁接起来的党。以我长期的经验来看,现在需要的是梦想面向未来、有道德的政治的人们团结成一体,创建第三政党,然后高呼“第三种选择”,而不是把现实政治搞成这副样子的执政党或在野党。这样才能取胜,若有人谋求此事,我也愿尽一份微薄之力。’ ——若要给卢总统和第六共和国政府打分,会是多少分? "信赖危机"自招 ‘对一个时代的评价是日后历史学家的事,但若非要作个人评价,那就是这样:卢总统做的事很多。特别是在北方外交方面有很大进展。我这样看。只是领导力问题很多,而且难免遭受密室政治的指责。因缺乏一贯性而自招国民不信任政府的“信赖危机”,可以说是最大的过失。’ ——暂且把话题转到经济问题。目前我国经济因出口低迷与物价飞涨而处境艰难。您怎么看? ‘第六共和国的经济政策一句话就是失败之作。国民都知道,在物价和国际收支上都失败了,还有什么可多说的。以往的成绩姑且不论,今年更令人担忧。物价预计出现两位数上涨,国际收支逆差连续第二年将达100亿美元水平,这不能不说是大事。况且企业士气低落,外国的攻势预计更加激烈…… 我认为卢总统的经济政策整体上失败了。之所以如此,固然有受民主化热潮影响、各界不知节制欲求、甚至掀起过度消费风潮的原因,但更大的因素在于政府推翻了当初的政策路线、失去了一贯性。 第六共和国初期的经济团队把重点放在稳定与均衡上,结果让他们退场、放弃了实名制等已承诺的政策路线,政府的经济政策不就因此失去了信赖吗?特别是第六共和国没有让经济按经济逻辑运行,而是以政治逻辑优先,以政治搅乱经济的方式运作,经济只能走向畸形。一句话,说第六共和国太不懂经济才是恰当的表□□□ ——再把话题转回政治。您认为将来什么类型的人该当这个国家的总统? ‘老子指出,以百姓之心为己心的人是理想领导者的首要条件。庄子也说,即使才能足以治理天下,也应是不以个人之意行事的人。听来似乎非常抽象,但以我长期的政治经验来看,似乎没有比这更好的条件了。以百姓之心为己心,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人本与为人,我认为没有比这更好的民主主义。而所谓才能出众却不以个人意志行事,意味着领导者抛弃私心、远离私利私欲,这不能不说是领导者的第二条件。每当看到渴望大权的人被党派利益权谋或私欲遮住眼睛、无法放空心境的现实世态,我总会反复咀嚼老庄之言。也有人说政治拆开包装后只剩下力量和权谋术数,但若以那种方式当上总统,他可以是掌权者,却不是真正的国民领导者。’ ——您不后悔成为政治人物吗? ‘一次也没后悔过。只是想这大概是给我的角色、是使命吧。也受过很多压迫,因此还有过家庭支离破碎的经历,但从没想过为那种事后悔或从政治中撒手。不论做什么事,都过尽力而为的人生,这不正是人生的价值吗?’ 不悔从政 雅号仁之。朝鲜朝末期任开京中军(总管行政与军事事务的地方官吏,相当于现在的郡守)的祖父梦见东大门后他出生,于是取东大门旧名兴仁之门四字中的“兴门”为名,余下二字“仁之”为雅号。 小时候因比别人胖而得了“高胖”的绰号,后来踏入政界后又因办事周密而被称为“保证支票”。高氏是第三代地道首尔人,如今仍偶尔使用只有“首尔本地人”才听得懂的独特方言。他出生于钟路区昌信洞,毕业于京畿商高和高丽大学经营研究生院。1942年他以协信商社经理的身份初入社会,从光复那年、24岁起自己创业,还经营过兴韩贸易、东邦酒造、东亚煤球等。 与后来转身为政治人物的维石赵炳玉博士的相遇,是在6·25战乱爆发前不久的1950年5·30大选(第二届民议院选举)时。 ‘那时我29岁,在敦岩洞经营一家叫兴韩贸易的公司,有一天先生来找我,说“高社长,这次选举请你帮忙”。先生的相貌如传闻般是虎相,但精力充沛,睿智之光闪烁。我早就熟知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美军政时期担任警务厅长的先生的名声,接到先生的协助请求后当场答应了。’ 选举以惨败于对手候选人赵素昂而告终,但这成了缘分,直到1960年2月维石在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医院去世,他一直作为最亲近的心腹在幕后提供政治资金,充当隐身参谋,也因此遭受自由党政府的无数恐怖袭击与压迫等苦难。 他正式入党是1960年以民主党旧派为母体的新民党;5·16之后与尹潽善、柳珍山等一同着手重建在野党,历任民政党、民众党、新民党的事务总长、政务会议副议长(副党首)、最高委员、国会副议长,同时五次当选国会议员。 1967年9月朴正熙总统强行推进三选修宪时他深受冲击,宣布“从今天起这片土地上的民主政治消失了”,至今不再踏进高尔夫球场;1984年12月第三批解禁之后在野阵营曾想推举他为新党总裁,但他以统合在野党尚可、多党制只会有利于执政势力为由推辞。 此外在第十三届大选前后,执政阵营曾想分别以国会议长和总理之职将他招揽过去,他同样以“梦想是在野党执政”为由拒绝。 在国民之下服务 ——新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构想? ‘没有特别的构想。如前所说,若出现高呼“第三种选择”的政党,我打算尽一份微薄之力。但要形成那样的条件,现实太贫瘠,难以期待;有能力的壮年层应当站出来,可有几个那样有勇气的人出现,是个问题。’ ——想对政治人物说些什么吧…… ‘这是我常说的话,我想叮嘱他们千万抛弃个人私欲。说这种话会被说成理想主义者,但若要把个人私欲摆在前面,为何不去做别的事而要搞政治,我不能不反问。要搞政治,意思是把自己的人生奉献于公共利益之前,若打算只谋私欲,那从一开始就与政治相去甚远。要搞政治的人理应具备理想主义者的属性,不该怀有现实的贪欲、只想立身扬名的私欲。有人说政治就是实践“正”字,而所谓端正,是在国民在上、政治人在下时才得以实现的。不是说身体如此,而是说心态应当如此,我想劝他们牢记这一点。’ 放下高尔夫球杆已24年。这24年间,仁之风雨无阻地清晨去泉水处,午后则到平仓洞的新新桑拿,骑自行车、做器械体操、跑步,用一个半小时锻炼身体。此外每逢周日和公休日,他必定与周围朋友一起远行登山。文·卓成万副部长 摄影·韩光熙副部长 仁之 高兴门 · 1921年8·5生于首尔 · 1941年毕业于京畿商高 · 1970年修完高丽大学经营研究生院课程 · 1947年兴韩贸易社长 · 1957年东亚煤球副社长 · 1963年第六届国会议员(全国·民众) · 1967年第七届"( ”·新民) · 新民党事务总长 年谱 · 1971年第八届国会议员(城北丙·新民) · 1973年第九届"(城北· " ) · " 新民党副总裁 · 1976年”最高委员 · 1979年第十届国会议员(道峰·新民) · " 国会副议长 ·1981年清州纺织常任顾问(著)未圆的民主之梦
1992-01-14 | 서울경제
[元老有话说]<2> 政治人应以民心充盈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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