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审视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的财政运用计划时,不能不担忧:正如此前已经预料到的那样,政府正过度地把租税负担强加于国民。从数字上看,1996年的租税负担率高达22%,已逼近财政学者所称的临界线;人均纳税额增至1991年的2倍,5年间使国民的租税负担翻了一番。 即便考虑物价上涨因素,实际负担率未必翻倍,但从1993年起,每年租税增长率都远高于经常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这预示着租税增收将逐年加重。 政府一直主张,错过投资时机的社会间接资本投资、科学技术开发、农渔村支援等投资已不能再拖延,财政膨胀在所难免;因此尽管在预算审议过程中国民舆论要求削减膨胀预算,政府仍强行推动其在国会通过。我们当然不否认财政需求正在急剧增加。但无论财政需求的激增多么不可避免,政府勉力推动财政膨胀以致侵蚀国民经济成长潜力,都是不正当的,也是不能容许的。 治愈了长期顽固的英国病的前英国首相撒切尔,不久前在与一位新闻界人士的对谈中表示,对治愈英国病发挥最大作用的政策是财政的健全化和租税负担的减轻。她强调,上任后仅4年就把赤字财政转为盈余,并大幅下调了税率;其继任者梅杰首相也强调今后将继续下调税率。她解释说,所得税率下调成为激励人们努力工作的刺激剂,尤其是下调财产所得税率,鼓励了为增值财富而勤劳与储蓄,这对治愈英国病发挥了最大作用。 我国财政规模年年扩大、租税负担逐年加重,而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的规划已逼近其临界点,因此我们只能说深感忧虑。高工资、高利率再加上高税负,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意愿,实质上削弱了对外竞争力;而租税负担也成为催生高工资和高利率的因素。为弥补扣税后的实际工资收入,劳动者要求更高的工资;同样,当要求更高利息时,处于弱势的企业无法拒绝。 2 对于政府认为不可避免的财政需求膨胀因素,我们也要指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应当加以抑制的。 第一,我们认为防卫费和人工费的增加还可以进一步抑制。当然,相对而言这两个部门的增长率被定得略低于一般会计支出的整体增长率,但并不低于经常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既已签署了为南北和平而达成的协议书,若南北关系改善,防卫费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削减的;即便从国家安全角度看实际削减有困难,进一步抑制其增长率也是可能的。 第二,地方行政的费用节减十分迫切。地方自治的时代刚刚开始,为自治运营而产生的费用增加之类完全可以认可。但即使承认为地方自治所需的直接经费不可避免,也应尽可能节约使用;以地方自治为由,各地纷纷要求超出必要的、过快的地方投资增长,则必须予以有力抑制。高速公路已处于饱和状态,而部分地方道路仍然冷清,在此以地方自治为由超出必要地规划道路和桥梁建设,是财政上的奢侈与浪费。不能只要求国民抑制过度消费,这类财政上的过度消费也应积极抑制。我们并不反对政府扩大确实不足的社会间接资本和科学技术投资等财政需求。但即便是这类重要的财政投资,也应在投资决策和预算运用过程中排除浪费。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政府表示将着力改善提高财政效率的制度,我们可以赞同,但必须是切实的制度改善,而非停留于口头。 特别希望首次运作的地方财政能确立制度并实现高效运营,也希望能把中央财政、地方财政以及整个公共部门的收支运作制度化,使其更为高效。 此外,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的扩充是可取的,但必须认识到,过度的社会保障会成为妨碍个人责任感与勤劳的因素。我国的社会保障部门尚属薄弱,但也应在与我们的收入水平和条件相称的程度上推进;社会保障一旦制度化,必须使其与相应的生产性经济成果相衔接。 例如,医疗保险或失业补助(目前尚无)等,我们认为不仅应以保障国民生活为目标,还应在运作上间接促进医疗机构的发展和就业增加。 希望政府认识到,作为90年代收尾的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的财政运用比任何时候都重要,并谦虚地接受这一点:财政首先必须在国民经济的框架内、为国民经济的稳定而健全运作。
1992-01-14 | 서울경제
[社论] 令人担忧的租税过重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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