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南与北的两位总理于去年12月13日在《关于南北和解与互不侵犯及交流合作的协议书》上签字,从而在分裂46年后首次打开了和解与相互交流的闸门。 虽然目前仅具象征意义,但如果南北双方诚实地遵守双方的协议事项,缓解南北之间的紧张状态、实现人的与物的交流也是有可能的。 然而不得不指出的是,我国政府当局未能正视自1948年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43年间金日成政权一贯坚守的“解放南朝鲜战略”及“赤化统一野心”,存在落入其圈套的危险。 金日成在91年新年贺词中回顾说“90年是在祖国统一运动史上开启新的一章的意义深远的一年”,并以90年8月15日在板门店和汉城以支持北韩的人士为中心举办“泛民族大会”以及成立祖国统一泛民族联合(泛民联)作为依据。 金日成在90年5月24日的最高人民会议(第九届第一次会议)上主张“为尽快实现祖国统一,必须与南朝鲜当局协商通过互不侵犯宣言,朝鲜与美国之间缔结和平协定,同时大幅裁减南北兵力,并使核武器和美军从南朝鲜撤出”,这一主张正是表明金日成至今仍把南北会谈视为“解放南朝鲜”的一种手段的一个很好的例证。 卢泰愚总统在88年的7·7宣言中,把昔日的敌人金日成政权称为伙伴(同行者),并提议为今后南北之间的和解开展相互合作。 2 然而我国政府对北韩接近姿态上的一大问题在于:金日成政权把韩国政府视为必须打倒的敌人,丝毫未改变对南赤化统一战略,而我们却单方面地把金日成政权看作伙伴。 有外电报道称,金日成是为了赤化南韩、作为伪装和平攻势的一环而同意此次协议书的拟定,我们绝不应忘记这一点。也就是说,有必要牢记即便“狼”披上“羊”皮,“狼还是狼”这一事实。 不过,此次通过“南北协议书”,南北首脑会谈的可能性确实进一步提高了。据悉卢总统为了筑起统一的历史性基础,正在积极推动首脑会谈。尽管如此,也不应像一部分人所担心的那样,被误解为其背后藏有以这次会谈为契机,为国内政治矛盾与社会不安以及经济困境寻找新的转机和突破口的算盘。 南北首脑会谈对统一而言是可取的。但如果以下几项前提条件不能满足,失可能大于得,因此我认为有必要慎重推进。 第一,作为会谈地点,平壤的金日成主席宫并不合适。第一次首脑会谈地点若在国外,应选择香港或澳门;若在国内举行,则应选择板门店那样的中立地带。因为如果卢总统走进平壤的金日成主席宫,就会像日本金丸访问平壤时那样,北韩的舆论媒体会一齐鼓噪“南朝鲜傀儡政权的首领举着白旗来向伟大的首领投降了”,不仅会被利用于只抬高金日成的地位,而且容易给北韩居民造成这不是一对一的对等首脑会谈、而是1比0.5的不平等首脑会谈的印象。 有必要参考这样一个事实:1970年3月19日举行的首次东西德首脑会谈的地点,也不是柏林或波恩,而是靠近西德的东德城市埃尔福特。 第二,绝不能接受以南韩提供无偿经济援助(实物及现金)为前提条件的首脑会谈。我们自身经济状况困难,也没有钱给北韩;而且在勉强给出的钱或物品很可能不被用于北韩居民生活改善或福利增进,而被用于核武器开发或维持强化金日成独裁政权的情况下,绝不应进行无偿提供或借款形式的现金援助。 第三,在北韩当局并不急于修改或废除处罚反政府、反共人士的北韩国内各种法规的情况下,绝不应只有我方单方面采取废除国家保安法或释放亲北韩反体制人士这类南韩单方面的解除武装措施。 第四,不能成为解放直后金九先生与金日成会谈的重演。应当回想起,金九先生只是被金日成利用,而且后来证明这一会谈是6·25南侵的事前烟幕战术。 苏联联邦政府的解体和经济崩溃,几乎全面中断了苏联对北韩的经济援助,中国也因国内情况无法对北韩大规模提供经济援助。 因此即便放任不管,北韩也必然会更急切地向我们靠近,我们不应给金日成政权留下我们急于推动首脑会谈的印象。 应回想起率先撕毁7·4共同声明、毫不犹豫地进行对南诽谤和武装间谍对南渗透的金日成政权的两面性,并强调:只要上述首脑会谈的前提条件得不到满足,就绝不能急于举行首脑会谈。
1992-01-08 | 서울경제
[社论] 朝鲜的对南战略与首脑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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