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01-06 | 서울경제

[特别投稿] 智慧同心…须突破竞争力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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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自1990年末起应斯里兰卡政府请求,为该国编制了综合商社设立计划案;约两个月前,又与依此设立的6家商社的代表团一同访问了日本的几家综合商社。在与其中某家日本综合商社负责海外业务的董事会面时,斯里兰卡代表团中有一人请他就发展斯里兰卡经济给出建议。对此,这位日本商社董事简短的一句话,至今仍让笔者感到震动。 “千万不要让斯里兰卡的贸易收支出现逆差。日本在官方层面如何不好说,但实际上从未真正开放过进口市场。” 这话出自一位日本综合商社人士之口,若是在几年前或在正式场合,是无法想象的表述。一方面令人联想到《能说“不”的日本人》那本书,另一方面又让人觉得,这番建议与其说是给斯里兰卡的,不如说是给过去四年大幅削减出口支援、果断推进进口市场开放的韩国的。 1986年至1989年保持贸易收支顺差的韩国经济,从1990年起形势开始逆转,1991年贸易收支逆差超过100亿美元;对1992年新的一年,也有估算认为逆差幅度将达100亿至130亿美元左右。 贸易收支逆差如此加深的原因何在?有观点把贸易收支逆差加深的原因归结于高工资、高汇率、高利率等所谓“三高”现象。然而更根本的原因,应当从韩国经济内部去寻找,而不是“三高”这类外部因素。 韩国经济摆脱了六七十年代政府主导经济的发展中国家阶段,于80年代初进入政府与企业共同带动经济的中等发达国家阶段。当时韩国企业依靠劳动者的低工资和远超工资水平的生产率,以及源自政府不均衡增长战略的出口导向政策等竞争力源泉,在中低价市场上与后发展中国家展开竞争。 然而进入80年代后半期,随着工资上升、政府支援减少,韩国经济从中等发达国家初期迈入后期阶段。劳动者生产率的提高追不上工资上涨,政府也以管理增加的国际收支顺差为名,不再支援出口企业。在此过程中,韩国经济失去了对发达国家原有的价格竞争力,只能与其在质量上一较高下。 与此相反,过去在质量上不足以成为我们对手的后发展中国家,凭借低工资和本国政府的积极支援保持价格竞争力,又依靠发达国家提供的技术具备了质量竞争力,迅速侵蚀了我们原先占据的中低价市场。 那么,为了不让韩国经济衰退、并使其重新跃升为发达国家,我们该做什么、该怎么做? 从长期看,韩国经济要从中等发达国家跃升为发达国家,此前主导我国发展中国家水平经济的劳动者与政府应当退居其后,而与企业家一同,专业经营者和技术人员这些新主体必须走到前台。 韩国企业应当以专业经营者为中心,摆脱依靠大量生产和低工资、单纯销售贴牌生产(OEM)这种“没有面孔的商品”的战略。 同时,技术人员应摆脱单纯引进海外已开发并达到标准化阶段的产品技术、再以大量生产方式加以改良的做法,通过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开发,努力把韩国的技术水平与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哪怕拉近一分。 但从短期看,劳动者和政府必须予以帮助,使韩国企业在与后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中保持优势。首先,至少在韩国企业确保能与发达国家企业抗衡的竞争力之前,劳动者应节制过度的工资上涨要求,努力提升生产率。 然而,仅靠空话无法要求劳动者节制与努力。当经营者把劳动者视为企业的共同主体而非被雇佣者来对待,当经营者在又脏又难又麻烦的活上率先垂范时,劳动者即便无人推着,也会承担起企业所需要的角色。 此外,政府应尽可能推迟进口市场开放,积极支援出口企业尽快确保竞争力。当然,在当今这样的开放体制下,政府不可能在官方层面公开采取进口管制或出口支援措施。 但请看日本政府。他们不是在妥善处理贸易摩擦的同时,很好地从民间部门争取到了日本经济所需要的共识与协作吗? 如今韩国政府需要的不是十种辩解,而是切身感受并由衷接受民间企业和自由竞争市场的运行规律。并且要让民间部门确信,跟着政府引导的方向走,不仅不会吃亏,而且必定会得到回报。 过去我们在万里之外的酷热沙漠与严寒冻土上,战胜恶劣的地方病和当地人的冷遇,赤手空拳、光着脚板打造出世界前十的贸易规模。 如今我们必须在海外市场上,以哪怕0.1%的成本差距和以分秒为单位衡量的服务水平,与发达国家企业展开激烈竞争。为此,包括政府和劳动者在内的全体国民都应正确理解企业与经济,抛弃只坚持自身权利、自身份额的自私心态。 从1992年起,让我们共同努力改善韩国经济面临的最大课题——贸易收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