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12-17 | 張麟泳

[记者观察] 苏联变革与“民族” 【国际部记者 张麟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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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社在有关戈尔巴乔夫失势的解说报道中讽刺道:“他的失势或许是他最大的业绩。” 因为他正是因自己推行的“glasnost”(开放)、“perestroika”(改革)、“democratizatsiya”(民主化)等改革措施而退出权力舞台的。 在俄罗斯共和国等3个共和国宣布苏联联邦终结、并公布新国家形态“独立国家共同体”构想之后,戈尔巴乔夫在与苏联国内记者的记者会上含泪表示:“我认为我所做的事情是伟大的”,自行高度评价自身业绩。事实上他所取得的业绩堪称“历史性的”。 因开放而解放的批判精神并未止于批判斯大林,而是延伸为对戈尔巴乔夫本人乃至社会主义体制本身的批判。 此外,他的“新思维外交”路线促进了东亚裁军,最终推倒了冷战体制,并由此带来了东欧的改革和德国的统一。 更进一步,市场经济化改革引发了保守强硬势力的政变,结果为苏联联邦解体提供了决定性契机。 然而戈尔巴乔夫始终未能看透的是,如决堤洪水般汹涌而来的民族情感高涨所具有的意义。政变失败之后,各共和国被脱离联邦独立的热潮所笼罩。 他未能认识到,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无视民族、宗教差异合并邻近共和国、强行持续推进“俄罗斯化”,由此招致的反弹有多么强烈。 政变失败后戈尔巴乔夫想方设法要用“联邦的绳索”把各共和国捆在一起,力图实现“主权国家联合”,却未能正确读懂各共和国想要摆脱中央政府控制的心理。 相比之下,以叶利钦为中心的“独立国家共同体”构想与“主权国家联合”构想差别不大,但因排除中央政府、转而最大限度保障各共和国的独立地位,从而得以促成中亚伊斯兰圈5个共和国的参与。 这5个共和国提出的前提条件是排除由俄罗斯共和国等斯拉夫系3个共和国主导的色彩。 可以说,正准备启程的独立国家共同体的未来,也取决于如何化解在苏联变革巨大潮流底层顽固凝结的“民族”这一淤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