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大法院作出“企业如经营合理化需要,可对劳动者进行裁员解雇”的判断,对裁员解雇范围作出宽泛解释,由此“裁员解雇”问题成为韩国劳资关系中的热点争议。 此前韩国法院及劳动主管部门对裁员解雇援用日本严格的判例,将其限定于破产危机等极为有限的情形,并强化雇主为避免解雇所作的事前努力。 但经此次大法院判决,无需上述紧迫情形,仅以经营合理化需要为理由即可进行裁员解雇,雇主以经营恶化为由向工会及劳动者要求或通告大规模裁员的空间大为扩大。 另一方面,在多数企业采取终身雇佣形态、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建立的韩国现实中,工会方面对裁员解雇的反弹势必更加激烈,因此此次判决预计将成为使劳资关系更加不稳定的因素。 实际上该判决报道之后(参见本报12月11日19版),造船、电子、钢铁等雇佣大规模人员的装置产业以及纺织、制鞋等不景气行业人士的确认电话、工会人士的抗议性咨询电话接连不断,劳资双方围绕裁员解雇的尖锐利害对立已经开始显现。 大法院民事一部(主审李在性大法官)10日在崔焕(庆南蔚山市南区也音2洞789之1)等12人就东部集团收购岭南化学过程中被解雇一事、对东部化学(株)提起的解雇无效确认诉讼上告审中判示:“企业如经营合理化需要,可进行裁员解雇”,撤销了原告胜诉的原审判决,将案件发回首尔高等法院。 审判部在判决书中指出:“作为裁员解雇要件的‘紧迫的经营上必要性’,不应仅限于企业破产危机等情形”,并表示:“▲为提高生产效率及恢复竞争力而变更作业形态 ▲因技术革新引发产业结构变化而进行的人员削减,在客观上被认定为合理时,也应视为存在紧迫的经营上必要性。” 法律界指出,鉴于韩国解雇程序未以法律明文规定、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的现实,此次判决会加剧劳动者的就业不安感,相对削弱劳动者的劳资谈判能力,可能与劳动基准法精神相冲突。 法律界尤其预测,此次判决对雇主解雇权的认定比失业社会保障制度已确立的欧美各国和日本更为宽泛,感到危机意识的劳动者扩大社会保障制度的要求也将更加强烈。 裁员解雇是在战后繁荣期结束、进入70年代不景气期的发达国家,本着由社会、雇主、劳动者三方公平分担不景气之苦的宗旨而形成的制度,是在企业缩减、经营状况等原因导致需要大幅裁减人员时实施的集体解雇制度。 德国、英国、法国等欧洲各国承认为挽救企业而不得不集体解雇劳动者的必要性,但为将劳动者损失降至最低,以特别法明示了避免解雇的努力、裁员解雇的程序以及对被解雇劳动者的事后救济制度等。 此外,与韩国雇佣形态类似、同为终身雇佣的日本,通过判例要求裁员解雇须严格具备四项要件:▲不解雇则企业经营将陷入危险程度的紧迫经营必要性 ▲禁止新招聘及出售资产等为避免解雇所作的努力 ▲客观合理的裁减标准 ▲解雇前与工会或劳动者一方的诚实协商。 法律界人士指出,韩国全部法律条文中有关解雇的条款仅有劳动基准法第27条一条,即“雇主不得无正当理由对劳动者予以解雇、停职、停岗、减薪等惩戒”,因此“对正当性的具体判断完全交由司法部门”。 他们主张:“应以此次判决为契机,不将判断劳资双方利害尖锐对立的解雇正当性的全权委任于司法部门,而应完善相关法规、明示具体情形,以实现劳资关系的稳定。” 【崔彰桓记者】
1991-12-12 | 崔彰桓
最高法院判决令整理解雇成争点 忧劳资关系恶化“新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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