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周前,财阀经营者们曾抨击现政府的经济政策抑制了在既有经济制度内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健全资本主义企业风气,并通过各种管制妨碍了国民经济的健全发展。 显然,与80年代以前相比,财阀企业面临诸多收益减少因素。其一是自85年开始、87年达到顶峰的劳动争议。从88年的资料看,韩国的劳动争议在相当多产业中成为价格上涨因素,使产业生产减少39.22亿美元,而坐收渔利的美国产业生产增加21.71亿美元,日本增加2.4亿美元。特别是纺织(2.47%)、家电产品(2.31%)、运输装备(2.99%)等财阀主力出口产业的价格上涨,成为财阀产业营业收入下降和韩国经济不景气的因素。 其二是随着国内市场开放,过去在价格缺乏弹性的国内市场高价销售、在有弹性的海外市场低价销售的垄断性价格歧视已不再可能。 而且由于新竞争者出现,为不失去国内市场,企业不得不在降价、提高质量、改善服务等方面努力。 最后一个因素在于80年代初以后的政府政策变化。80年以后政府修正了以出口至上的人为高速增长计划,开始寻求依靠市场功能的经济发展。这意味着财阀企业难以再期待以往水平的政府特惠。 在这种情况下,财阀开始抨击政府。但更根本的原因,需要理解80年代以前财阀资本是如何形成的,以及政府与财阀之间相互需求满足的关系。60~70年代,政府为实现短期高速增长,需要选定并扶育目标幼稚产业,并需要把统治者的经济方案传导至市场功能的代理者。这些代理者初期通过市场功能,以敏捷的企业家眼光从小资本起步,在70年代政府的选择性支援下积累成今天的财阀资本。 过去20年间,财阀作为市场代理者,成功地承担了把政府经济政策扩散到各产业的角色。一个很好的例子是过去30年间被财阀垄断的汽车产业,政府重新调整许可以生产特定车型,并促成了与外国企业的合作。另一方面,从财阀的立场看,它们获得政府的选择性支援积累资本,政府与财阀在80年以前的20年间得以相互满足需求。然而进入80年代后,政府不再执着于以往出口至上的高速增长,而寻求自由市场功能下顺其自然的增长轨道,此前财阀作为市场代理者的作用随之减少。 从财阀的立场看,也难以再期待此前那样的特惠,因此双方对彼此的必要性比以前减少了。所以最近财阀对政府的抨击,不应只简单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中某一位大企业家对政府管制的反弹,而应从过去30年韩国特有的政府与财阀关系中寻找原因。 因此笔者认为,随着经济政策的变化,政府对财阀的支援与管制也应从与以往不同的角度来执行。 笔者就政府对财阀的管制及支援方向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长期以来政府允许财阀企业在国内市场与海外市场实行双重价格歧视,使国内消费者剩余一部分转为垄断企业的利润,一部分则成为经济损失而消失。市场开放后短期内对海外商品需求爆发,主要原因是过去20年被压抑的消费者剩余欲求一时释放;同时也源于与市场开放前商品质量选择极为有限的时期相比,市场开放后国内市场需求变得更缺乏价格弹性、而对商品质量更具弹性这一事实。因此,仅通过价格支援来使企业不失去国内市场已难有大的实效,需要转变政府支援政策,使企业能够专注于商品质量的提升。 第二,政府的支援应与企业的生产过程直接相关,其目标与基准点应具体提出。含糊的政府支援效果减半,被支援的资源有可能被滥用于房地产投机、外国商品进口等非生产性投机。此外,政府的支援必须与对非生产性投机的强力管制并行。财阀投机于非生产性领域,当然是因为其收益性高于生产性投资。而且在当前这样的高工资及市场开放条件下,非生产性投机对企业的吸引力比艰苦且耗时长的生产性活动更大。 概括而言,政府的管制与支援应使企业的生产性努力得到正当回报、使投机性行为受到惩罚,若无此类变化而去批判财阀的道德性并不恰当。 当前更需要的是一种公正规则:对打出精彩比赛的选手给予鼓励的掌声,对犯规的选手予以处罚。
1991-12-06 | 趙俊模
[特别投稿] 政府“财阀政策”需大转变 赵俊模 <美国俄克拉何马大学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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